帝国的垂暮——三式军刀
昭和18年（1943年），日本陆军又制定新军服、军刀标准，新军刀被称为“昭和18年制定陆军战时型军刀”。由于1943年是日本皇纪2603年，因此这款军刀也被称为三式军刀。
由于是“战时型”，三式军刀省略了几乎全部装饰性物件，猿手（刀柄尾部穿孔中设有连接刀绪的挂环，此挂环称为猿手）被取消，刀绪直接从刀柄尾部的穿孔穿过。
与类似“阵太刀”的九八式军刀不同，三式军刀整体上更接近打刀，外观更简洁，更注重实用性。其柄卷（刀柄的缠绳）从原本的多条细绳缠绕，变成了由一根較宽的绳带缠绕，并涂有桐油漆；雕刻更为简单，比九八式军刀的更为粗糙，后期型干脆取消了雕刻。早期三式军刀的目贯仍为三联樱图案，但此图案更简单。后期型的目贯变成一块椭圆形的金属片，并且多数军刀的目贯被完全包覆在柄卷里。后期型保护刀鞘的皮制袋也换成了帆布袋。
内部结构上，三式军刀最大的特点是增设第二目钉。传统日本刀的刀柄芯上设有一个穿入目钉的孔，刀柄芯与竹制刀柄片是通过一根目钉连接的，且刀柄芯与刀柄片经过修磨后装配在一起，能够紧密贴合，不会轻易松动。而三式军刀的产量大，刀柄芯与刀柄片多为批量制作，刀柄芯与刀柄片未经细磨，故两者贴合不够严密，极易松动。为此，三式军刀在刀柄芯后部增设了第二穿孔及目钉，使刀柄芯与刀柄片连接牢固，刀柄芯也因这一设计而加长。这些改变主要是因为资源匮乏，不得已而为之。
三式军刀的刀身多为“造兵刀”，即经过简单的机械加工而成的钢片，几乎没有任何艺术性。日本刀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刀身钢材在手工锻造和热处理时覆土烧刃产生的“刃纹”，而机制刀则没有这样的特性。
由于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日军大为衰败，资源缺乏，因此三式军刀的外观粗糙，远不及九八式军刀美观。可以说，这种军刀的出现也预示了日本帝国的灭亡。
无用的配置——太刀型军刀
昭和10年（1935年），日本海军也开始着手新军刀的设计。实际上，军刀在近代日军海军手里几乎毫无用武之地，但为了满足一些海军军官的需要，1937年，日本海军还是设计了一款新式军刀——“昭和12年制海军制式军刀”，也被称为“太刀型军刀”、“海军刀”。
太刀型军刀的外装是当时日本海军少将小泉亲治根据镰仓时期的太刀作为模板审定的。从外装上看，太刀型军刀远比九八式军刀华丽。刀身、刀鞘的金具（即金属装饰件）都经过镀金处理，刀鞘为黑色，多用黑色鲛鱼皮包裹并经过研磨，也有采用涂漆处理的。从1937年到1945年，这种刀装几乎没有改变。
由于海上环境潮湿，对钢铁材料腐蚀极为严重，所以太刀型军刀除了少部分采用日本“玉钢”打造的传统日本刀外，多由不锈钢制成。太刀型军刀多产自“天照山锻炼场”和“凑川神社菊水锻刀会”，前者主要生产不锈钢军刀，后者生产的就是著名的“菊水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由于日本已经陷入战争的衰败，丧心病狂的军国主义者想出极端的战法——自杀式攻击，美其名曰“特攻”。参与特攻的军人多为应征入伍的新兵，他们被军国主义洗脑，只接受简单的训练。日军以日本南北朝时期忠于后醍醐天皇的著名将领楠木正成的事迹激励新兵，提出了著名的“七生报国”、“非理法权天”等口号。楠木正成临死前留下了“愿七生之后托生为人消灭朝敌”的遗言，此话意为“愿生生世世轮回为人，为朝廷消灭敌人”。“非理法权天”出自日本古籍《贞丈家训》，意为“谬误不胜道理，道理不胜法令，法令不胜权门，权门不胜天道”，“天”后来被曲解为“天皇”并假托给楠木正成，成了“忠君报国”的标志。日本军刀上常见的“菊水纹”图案是楠木家的家徽，也是“效忠”的象征。故以自杀式袭击为主的“特攻”也被称为“菊水特攻”，最著名的即为“神风特攻队”和“大和”号战列舰的自杀式作战。“凑川神社菊水锻刀会”生产的太刀型军刀上雕刻有菊水纹，以激励军官们“为天皇赴死”。
由于战争导致物资极度匮乏，昭和20年（1945年）日军颁布《军刀外装临时特例》，外表华丽的太刀型军刀不得不取消了第二佩环，金具不再镀金，猿手和驻爪也被废止。
文化中，这种短刀一方面是日常使用的工具刀，一方面也是日本武士切腹自尽的工具。丧心病狂的侵略者企图用这种短刀激励将要去赴死的飞行员和人操鱼雷驾驶员，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天皇尽忠”。这种短刀多数做工粗劣，但也有极少数精品。这种短刀存世量很少，因为它们中的多数都随着使用者沉入大海，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从明治元年（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到昭和20年（1945年）二战结束，军刀一直伴随着旧日本帝国军队，从最初建立的新军，到后来在数次战争中犯下滔天罪行的“皇军”，这一时期日本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也给邻国带来无尽的伤痛。最终，这种畸形的发展带来的恶果终于被日本吞下，日本人民也成为这场战争的受害者。军刀见证了从明治到昭和的全部日本历史，直到今天还在提醒世界人民，不要遗忘这场给人类带来巨大伤害的战争。（全文完）
编辑/曾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