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文明分解成生存的智慧，东西方文明在源头上都起自大变动社会的生存之道，而东方社会之后迅速地进入到大一统社会，使得大一统社会的生存法则成为其传统的深厚渊源，东西方的差异在思想层面上很大程度上是两种生存方式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在中国传统的渊源上都存在，孔子仁学以及之后儒家的发展正是体现了这种差异性。中国的现代化，从思想上讲，就是恢复大变动社会生存之道的过程。
关键词：大变动社会；仁学；成人
一 问题提出：鸿沟之上的连接
正确的思想才能带来正确的行动，民族的强盛、复兴无不建立在强大的思想之上。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其中经历繁荣、富强，也经历动荡、入侵，但都存续下来，根本的原因在于春秋战国时期奠定的民族精神。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有两个民族能够做到绵延不绝数千年，一个是中华民族，另一个就是希伯来民族。希伯来的《圣经》思想成为了西方文明的基础，《新约》只有结合希伯来圣经（《旧约》）才能被理解，《新约》的目的不是用来废除《旧约》中的律法，而是来成全（fullfill）它。见《马太福音》5：17，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西方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也被称为基督教国家。希伯来民族之所以能够迁徒、建国、亡国、流亡、再复国，也是源于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其以《圣经》为基础思想构成了西方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渊源。这种人类精神中的核心思想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共同支撑着人类社会。
中西方文明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西方文明长期以商业为基础，成长于地中海、红海与大西洋沿岸，而东方文明有深刻的农耕文明的影子，双方存在着诸多矛盾与冲突。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借鉴和吸收西方文明，以及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文明，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大主题和难题。如法治，从西方的语境中，是以分权作为基础，从中世纪的教会与王权的分离，到近代开始的世俗权力的分立，而在东方社会相对集权的环境下，如何实现法治确实有许多未解难题。再比如宪政，源于西方信仰而来的契约精神，而中国却强调的是“和”。所以，我们看到两者巨大的鸿沟，在制度建设上，西方叫“士师”（Judge），东方称“法官”（Judge），一个是精神领袖，一个是世俗官僚；西方称为法（Law），探求不变的基础，东方称为律（Law），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变化的，变化是永恒的，法典化在目前中国仍是举步维艰。在精神世界上，神（God）在西方世界中被认为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与语言（Word）共存《约翰福音》，1：1。，但在东方社会中，却被认为是“上帝”，是君临天下的帝王，无形中与芸芸众生隔着很大的距离。这些差别，使得西方建立在其基本价值之上的社会制度、法律文化很难被东方社会所接受，构成了东西方思想中深刻的鸿沟。
但是，这些巨大的差别，源于在基本不同的环境、文化、地理、历史来实现人的发展。在人的发展上，在对人的根本属性认识上，东西方社会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根植于文艺复兴思想的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思想在1919年后的中国激起了巨大的共鸣，共产主义思想成为了共产党人抗争的精神支柱。儒家讲的“成人”、佛家讲的人的“本来面目”、《圣经》讲的人的神性、现代思想家讲的人的自然属性，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呢？如果在这些根本点上是一致的，那么，东西方的差异就是发展中的差异，而非根本目标上的差异。这正是本文需要研究的。
二 拒绝平庸：拿什么对抗大变动社会
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成型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变动时期：礼乐崩坏。在原来夏商周以来形成的社会秩序完全崩解，社会面临全面的变革：从井田制走向小农自给；礼乐基础上的天下共主走向诸侯林立、各自为政，直至逐鹿天下。野蛮受到褒扬，诚实走向无用，邪恶成为生存的法则。
在乱世之中，人性中的邪恶得到了无限地释放，善良成为了社会中的稀有之物，社会没有公平正义可言。天地易位、乾坤颠倒，对的成为错的，错的横行于世；一年四季混乱之极，六月飘雪，冤魂四起。社会的忠良之士“列星殒落”，社会充斥着污秽龌龊、道貌岸然，光明、正直难容于世，都隐藏不见了。这正如荀子在《荀子·赋》中所言，“天地易位，四时易乡；列星殒坠，旦暮晦盲。幽暗登昭，日月下藏。……仁人绌约，敖暴擅强。天下幽险，恐失世英。螭龙为蝘蜓，鸱鸟为凤凰。比干见刳，孔子拘匡。”《荀子·赋》，参见沈敏荣：《仁者无敌：仁的力量——大变动社会的生存之道》，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5页。
社会呈非理性状态。社会原有的秩序丧失，不能公开的潜规则到处横行。正如墨子说，这个社会不再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品行像桀、纣的暴虐之人，也会身居高位，而没有关系，即使品行如禹、汤、文王、武王之人，也不会得到任用。《墨子·尚贤下》。参见沈敏荣：《仁者无敌：仁的力量——大变动社会的生存之道》，第24—25页。
大变动社会，使得社会中一切外在的东西都不足以成为依靠的对象，人的地位、财富、能力、关系都不足成为人依靠的对象，变动之中，人如草芥，也若浮萍，随风而逝、随波逐流，苦海无边。君子与“斗筲之人”的争斗，终会以“斗筲之人”的胜利而告终。君子讲仁慈，而“斗筲之人”无处不用其极；君子讲自身的修养，而“斗筲之人”沉浸于“利与财”之中，终日算计；君子讲宽恕，“斗筲之人”讲斩尽杀绝。由此，强调自身修养唯一的出路似乎是隐遁山林。在《论语》中，陈文子到不同的国家，发现当道者都非善类。《论语·公冶长》。参见沈敏荣：《仁者无敌：仁的力量——大变动社会的生存之道》，第28页。当时的人也感叹，乱世之下，道之不存，久矣，人心不古，周礼丧尽。《论语·微子》。参见沈敏荣：《仁者无敌：仁的力量——大变动社会的生存之道》，第28页。
身处乱世，对人的生存智慧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是遵循良善呢？还是随波逐流，成为桀纣的帮凶呢？“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为什么一个人还要苦苦支撑呢？在墨子时代，当时的人们就向墨子提出同样的问题。原文为，子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见《墨子·贵义》，载《墨子校注》，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70页。“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社会黑白颠倒，坚持的结果是什么呢？往往是“为恶得福，善者有殃”。身处乱世，对人的生存智慧是一个巨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