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17—18世纪，作为以强大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世界性强势文化，中华文化从物质、制度和思想文化等层面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了西方“中国热”的出现。中华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基于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当代中华文化新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以史为鉴，立足于增强综合国力；又要开拓创新，着眼于古今中西的融合与会通，以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为国家和世界作出新贡献。
[关键词]中华文化；欧洲启蒙运动；当代观照
[作者简介]顾友仁，东南大学人文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96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8)12-0171-05
一、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中华文化
长期以来，在西方思想界存在着一种狭隘而偏执的“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这种观点认为，欧洲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只有欧洲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别的民族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野蛮部族，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当西方人在夸耀自己怎样把科学文化带到东方的时候，他们却不知道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怎样给西方以启迪，特别不了解在欧洲历史上继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运动——启蒙运动中，中华文化所起的独特作用。众所周知，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不但造就了缤纷灿烂的物质文化，而且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中华文化弥漫着诱人的魅力，具有无限的凝聚力，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人民的财富。中华文化对于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是在17世纪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将其介绍给西方的时候才开始显现的。欧洲人从传教士大量的著作中惊喜地发现了东方：“一个新的道德的和物质的世界。”中国这个非基督教国家的古老文明的存在首先动摇了基督创世的学说，打破了欧洲文化至上主义的偏见，并最终在西方形成了一股经久不衰的“中国热”。
在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的“中国热”中，中华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是长期的、全方位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物质文化层面。中华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先是在意大利，继而在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然后在德国和英国都引发了“中国风”。法王路易十四是中国艺术文化的忠实信徒，在他的王宫和各处离宫中都设有专门摆放中国各种工艺美术品的陈列室，所藏文物非常丰富。在国王和宫廷的示范下，法国社会各阶层竟相效仿。特别是文化艺术界人士，从日常生活装饰到文化艺术都以中国为时尚。中国的工艺美术品成为欧洲人案上的陈列品和室内的装饰品，它们不仅风靡于王宫，也流行于市井。这些工艺品给西方人一个美好而真实的中国概念，并带着一种别致的东方情调。另外，模仿中国建筑，修建佛塔、凉亭，在当时也成为整个欧洲社会的一种时尚。在这种状况下，以中国的瓷器、丝绸、漆雕、园林建筑、绘画、诗歌、戏剧以及典章文物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旋风”，很快便席卷整个法国，并进而迅速传播到英、德、意等西欧和南欧诸国，形成了欧洲近代史上著名的“感情主义时代”，或称“罗科科”风格。
其次，中华文化对于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还表现在制度文化层面。中国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产和精良的耕作都受到了欧洲思想家们的热烈赞颂，其中最为他们称道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17～18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君主国，那时的欧洲也是君主国。但是中国的繁荣兴旺与欧洲的萧条黑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很多学者看到并充分肯定中国的政治和儒家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并主张引进这种“中国模式”。法国百科全书派领袖人物霍尔巴赫就曾经说过，“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在中国……建立于真理之永久基础上的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使中国的征服者，亦为之所征服”，“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在评价中国时也说过，“中国人最闻名与最完善的是他们的道德和法则”；“这个民族崇尚节制和诚实，使其道德充满庄重和温情”。他还认为：“由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另一位重要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述中国政体特质时，同样赞赏中国统治者把宗教、法律、风俗和礼仪合在一起的施政模式。他指出，中国法律不仅用以治罪，而且用以褒扬善行。而这种将延续了数千年的伦理、道德、习惯政治化和法律化的做法正是保证中国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因。
最后，在思想文化层面，中华文化对欧洲启蒙运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统治以中华文化的核心——儒学作为理论基础。儒学发轫于夏、商两代，张扬于西周初年，总结于孔子。它是以重视人的生存价值，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合作为内容，以“仁”为精髓建立起来的一种学术思想派别。在仁学方面，与孔子相比，18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们只能甘拜下风，谦卑地自称“后学”。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子思想对欧洲近代以来的著名思想家都有重要影响。比如孔子的天命观和“仁学”思想便是伏尔泰自然神论和社会历史观形成的思想基础。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在起草《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时，甚至引用过孔子的格言：“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除法国外，德国的莱布尼茨将《周易》八卦的推算方法和邵雍的“先天八卦图说”，与他提出的二进位图表相结合，完善了二进制数学运算规律，为以后计算机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俄国抒情诗人普希金也认为俄国教育家奥涅金的教育理念与中国哲人孔子的教育思想息息相通。
由此可见，自16世纪末西方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翻译四书五经，推介孔孟之道始，至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风起云涌，中经“礼仪之争”的推波助澜，欧洲社会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中华文化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等层面对欧洲均产生了重大的、深远的影响。正如伏尔泰所说：“……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
二、中华文化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内在关联
中华文化之传人欧洲，在16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是以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的。他们到中国后习汉文，衣汉服，大量译介儒家经典，直接推动了中华文化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并最终在欧洲掀起了巨大而深远的思想革命。值得一提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罗马教廷和法国国王也在积极派遣和支持许多传教士来中国宣扬基督教文化，但是在那时的中国却始终未曾出现大规模的西方文化热。
为什么这一时期的中华文化能对西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而西方文化在中国却得不到广泛传播呢?这首先在经济方面有其深刻原因。18世纪的
中国历史是从康熙统治的中期开始的，基本上经历了康、雍、乾三朝，被公认为清代的盛世。在这一时期，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生产的政策和措施，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曾经高度发展的自然经济得以复苏，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市民阶层的兴起，以及生产规模和商品市场的扩大，又孕育了城市的繁荣。而在同一时期的欧洲，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还远未建立体系，其工业生产仍和中世纪差别不大。西方世界中的第一次科技革命直到60年代才真正起步，作为产业革命标志的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则更要到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实现。因此，如果把18世纪的中国和欧洲加以比较，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虽然古旧，但余韵犹存。而欧洲的近代经济尚处于学步阶段，还未形成堪与中国竞争的生产模式和“示范”品牌。我们知道，经济是文化的基础。中国自然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为文化学术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在那个没有广播和电视、报纸的发行量也屈指可数的时代，作为18世纪繁荣兴旺的中国经济的标志，中央帝国大量生产并出口的价廉物美的产品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和思想的载体，它们深入到西方社会的各个角落，对欧洲的启蒙运动起着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
其次，中华文化能够对西方社会产生影响，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如果说，欧洲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关注仅仅出于好奇和对中国产品的青睐，那么，思想家们热衷于了解和研究中国，则是为了从中汲取营养，用以推进本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欧洲启蒙运动是一场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了完成其政治上的使命，欧洲启蒙思想家亟需新的思想武器和批判武器。而在此时传到欧洲的中华文化，以一种迥异于西方文化的新模式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华文化也因此而得到了他们的仰慕。伏尔泰是中华文化的热情讴歌者，他认为中国是一个道德高尚、法律严明、君贤史良的“理想之国”。在这里，“最负盛名、最文明、最完善的东西，就是道德和法律”。在伏尔泰看来，中国的法律最令人激赏之处在于它以道德为基础。而当中国奉行法律，“遵循最纯洁的道德教训时，欧洲正陷于谬误和腐化堕落之中”。对于伏尔泰来说，“中国是欧洲的反模式”。他赞美中国，其目的在于批判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世俗社会，在于鞭策欧洲专制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天主教会。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这种对于中国的仰颂，已经成了反对法国专制错误的利器，成了反对法国不公平的政治和社会的利器，成了反对偏狭的天主宗教的利器。”
此外，中华文化能够对西方社会产生影响，还存在思想方面的动因。康德曾经说过，“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使人发现按照人的尊严——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去看人……”17～18世纪的欧洲正处于由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神学统治的社会变革时期。为了配合欧洲社会正在进行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当时欧陆各国思想界迫切需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实现从旧的神人关系向新的人人关系的过渡。这就要求人们能够摆脱作为迷信的宗教信仰的束缚，回归理性。法国启蒙运动的导师伏尔泰说过，中国历史“四千年以前已经吐出理性文化的光辉”。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一种整体的文化结构，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理性主义。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在其一生中便始终坚持“不讲灵魂不朽，不谈奇迹，不涉玄虚，不关心来世，不以神或弥赛亚自居。祟尚理性，严格区分真理和迷信”。中华文化的这种“实践理性”精神与启蒙思想家追求精神解放，坚持以理性为圭臬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引起了欧洲启蒙思想家们的浓厚兴趣，他们纷纷举起这杆“鞭挞旧欧洲的‘巨杖”’，研究和借鉴中华文化，并促进其与自身思想观点的融合，为反对天主教会和封建专制制度服务，为建设欧洲新文化进行有益而深入的探讨。
简而言之，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巨大影响，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在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中，挟中华帝国强大的经济实力而至的中华文化为启蒙思想家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和特权，在思想上反对宗教神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和极为有力的精神武器。中华文化与欧洲启蒙运动的这种契合，一方面催生了西方近代社会中的“中华文化热”，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整合；另一方面保证了欧洲启蒙运动的胜利进行，从而帮助西方世界早日走上彰人性、倡民主的发展轨道。
三、中华文化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当代观照
启蒙运动是欧洲社会转型时期的一场文化运动。这次运动既是欧洲近代启蒙思想家从不同层面，在各个领域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反对封建迷信，开启民智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逐渐得以彰显的历程。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丰碑，它同其他文化一样，是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体。民族性是中华文化的根，时代性和世界性是中华文化的枝和叶。根深才能枝繁，枝繁才能叶茂。中华文化的世界性，离不开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支撑。同样，中华文化的民族性或时代性在特定情况下又会制约其世界性的拓展。客观地说，我们在肯定中华文化在欧洲启蒙运动中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特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中华文化在西渐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还相当尖锐，而这些问题又往往成为中华文化在以后两个世纪中的多舛命运的根源。
首先是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述及，文化以经济为基础。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的中华文化是一种以中华帝国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强势文化。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800年，中国封建王朝经历了2000年的发展，到康、雍、乾时代物质生产力的总量已居世界第一，人口占世界的1/3，对外贸易也长期出超。综合国力的强盛，为中华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本质上说，此时的中国经济仍然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经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和保守性。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工业经济模式取代农耕经济当属历史的必然。然而，那时的清政府仍然墨守陈规，顽固地坚持“重本抑末”的经济方针，不愿意刺激商品生产，更不在意寻求生产的外向发展。对此，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说过：“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中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知道，停滞就意味着落后，落后就要挨打。19世纪欧洲工业经济的高歌猛进与中国自然经济的蜗行蚁步形成鲜明对比。而在同一时期，中华文化风光不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便是这一
历史逻辑的合理延伸。
其次是文化与政策的关系问题。中华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始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就经济和生产力水平而言，中国在18世纪居世界先进行列，国家有开放的实力，民众有交流的诉求，从而出现了对外贸易的繁荣和发展；但在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由于对自己的统治地位缺乏自信，始终把对外开放视为对现有社会秩序的严重威胁。他们的这种忧虑到雍正时期因实行“闭关”、“禁教”政策而发展到极致。文化以政策为依托。清朝政府这种对内拒绝改革、对外闭关锁国的政策使这一时期的中华文化西渐运动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中华文化在欧洲启蒙运动中的“开花结果”并非中国人主动“送出去”，而完全是由西方人自己“拿过去”。这种现象—方面说明了墙世纪欧洲先进阶级征服新世界的勃勃雄心，预示着在西方迟早将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另一方面也昭示了中华文化的发展与完善将会因为失去良好的政策依托而渐行渐止的历史宿命。而中华文化的这种“历史的宿命”的最后结局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中华帝国的“对联式的悲剧”。
最后是文化与思想的关系问题。17—18世纪，中华文化在欧洲的广泛传播最早得力于大量的西方传教士。他们到中国的初衷是传扬他们认为最为优势的西方文化。但在面对博大而精深的中华文化时，他们无法固守初衷。基于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试图激发西方人对中华文化更大兴趣的目的，或者限于他们自己对于艰涩难解的中国文字的理解水平，经传教士介绍到西方的中华文化总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并且这种“失真”经过欧洲启蒙思想家们的加工而进一步放大。这样就导致传到欧洲的中华文化与本来的中华文化之间的差距。以伏尔泰最为推崇的康熙、雍正为例，伏氏认为康、雍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位“行高德美”的圣君。但我们知道，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就发生在“康乾盛世”，而“最贤明”的雍正为了争夺皇位，也曾演出过骨肉相残的历史悲剧。当然，从总的方面来说，在文化引进过程中所出现的这种“文化重塑”现象实属正常，它并不影响中华文化的基本风貌。但是，文化以思想为精髓。在2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审视这段近代历史上的佳话时，则要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弄清理想与事实之间的距离，以避免重蹈先辈们的覆辙，以“东方文化主义”而夜郎自大，或因“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而妄自菲薄。
要而言之，中华文化在欧洲启蒙运动中的出色表现既基于长期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积淀和物质准备，也凭借西方传教士出于在华传教目的和启蒙思想的客观需要所创造的条件，同时也仰仗中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博大精深、蕴力深厚的内在特质。光阴荏苒，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两个世纪转瞬即逝。在经历了戏剧化的大落大起之后，中华文化如今再一次赢得了世人的瞩目，站在了新的起点上。1988年，世界诺贝尔奖得主汇聚巴黎，联合宣称：人类若想生存于21世纪，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寻找智慧。这份来自世界顶尖科学家的宣言，充分显示了中华文化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2007年，中共十七大明确宣布要“弘扬中华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一切都为中华文化的新辉煌营造了难得的机遇。我们知道，任何民族的文化是不能游离出其所由产生和依存的民族经济发展的背景而自主沉浮的。因此，中华文化的腾飞首先离不开民族经济的崛起。只有立足于祖国强大的综合国力，中华文化才具有走向世界的基础。同时，中华文化的复兴还需要我们具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开放的心态和包容天下的宽广胸怀。美学老人宗白华曾经说过：“中国人天资本极聪颖，中国学者，心胸思想，本极宏大，若再养成积极创造的精神，不流入消极悲观，一定有伟大的将来，于世界文化上一定有绝大的贡献。”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贯彻古今结合、中西会通的基本方针，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进行创造性的充实与转化，就能早日构建内涵广博、活力四射的中华文化新体系，为国家和世界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责任编辑：陈梅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