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在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立下的不朽功勋中,包含着他对党及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档案工作的开创、支持、指导和关怀。刘少奇早年投身中国革命,曾在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回国后,刘少奇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是中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工人运动领袖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经受了遵义会议、长征、白区工作会议、瓦窑堡会议,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开辟华北和华中抗日战争局面等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据王光美介绍,少奇本名刘绍选,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缘故,他有二十多个化名、笔名,“少奇”原本是他的一个笔名。他用得较多的化名是“胡服”。后来,竟以笔名“少奇”传世,而他的本名反而鲜为人知。她说,少奇同志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喜欢思索。他的眉间有很深的川字纹。他陷入沉思时,就皱起眉头。他不像毛主席那样幽默,爱开玩笑,但他也不是不苟言笑的人。他有时也会大笑,但不会像周总理那样仰天大笑。他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人。一旦考虑成熟了,他在会议上会清楚地阐述自己的见解。在路线斗争中,他的态度历来是鲜明的。他作报告前,大都事先拟好提纲,但讲话时并不照本宣科,往往会阐述许多新的见解。正因为这样,他在历次重要会议上所作的讲话记录稿和他会前亲笔所写的发言稿,都收入了他的文集。少奇同志的工作环境很艰苦,工作担子又很重,所以在1948年,少奇同志的体重只有四十八公斤!长期的艰辛困苦,使他患了胃病。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身居党政军要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组成人员,却处处关怀着档案事业和档案工作的发展。无论是在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年代,他对档案工作者的教诲是殷切的,对档案工作的要求是严谨的和科学的,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带头爱护文件。
注重文书处理工作
在革命早期,刘少奇同志的工作职能就兼顾到了档案领域。在1921年后,一些革命团体设立内部工作机构时,经常有仿效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的内部设置。比如1924年以前国民党各级党部不设秘书处而设总务部。总务部类似秘书处,主管总工会机关日常工作,包括文书处理、会务、上下联络和机关行政事务工作,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时,也曾兼任中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总务主任,主管秘书工作。1925年6月1日成立上海总工会时,刘少奇当选总工会总务主任,一些报刊把“总务主任”称秘书长,可以公开活动。不久,刘少奇担任上海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在党内担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并主管秘书工作。当时,秘书工作与档案工作不分家,秘书工作也包含档案管理,《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就这样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兼管理本党文件。”为了工作活动方便,刘少奇仍以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名义出现。在总工会总务主任之下设有文牍股和庶务股,帮助总务主任处理机关日常工作。在此期间,刘少奇同志起草了大量工人运动方针政策性文电,《工农兵联合决议案》、《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筹备处简要报告》、《上海总工会启事》等重要的文件,都是在刘少奇主持下出台的。刘少奇草拟工人运动指导性文件,总要了解各地具体而详细的情况才好动笔。为了给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准备材料,在刘少奇主持下于1925年12月27日拟写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急需搜集职工运动材料通告第1号》,要求各地方工会向中央“作一整个的有系统的报告、统计”。除了出书面报告“实际情形”外,还要“当地各工会中有同学若干?其中P.若干?Y.若干?男女若干?则须另表报告”。有了这些实际材料,中央职工委员会对下级工会的指导工作就会更加准确、更加有力、更加务实了。
从1925年6月至1926年6月一年的时间内,刘少奇实际负责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机关的日常工作。当时,上海的、全国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斗争剧烈。刘少奇一方面协助李立三等指导工运,指挥罢工罢市;另一方面承担上下内外行文和文电承办工作。当时,党中央对工运的指示和布署的文件大部分出自刘少奇之手;各地上报的工人运动文件大部分要由刘少奇亲自阅办;与赤色职工国际的来往文电也主要由刘少奇承办。由于操劳过度,累病了。《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在《刘少奇的奋斗》一文中说:“本会总务科主任刘少奇……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他是因为“日夜不休片刻地检阅稿件”而累病的。
刘少奇对书写文电工作一贯要求严谨,也是他在高层领导工作中一贯坚持的纯正之风。在这方面,刘少奇有许多论述,也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1928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和周恩来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文件,特约刘少奇面谈,想听一听如何草拟文件的意见。当时,党中央准备派刘少奇去地方工作,但还未离开上海。于是,刘少奇与瞿秋白、周恩来就如何起草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等问题进行了长谈。除了谈政治、政策、策略以及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外,对如何书写文件也进行了交谈。刘少奇说:以往党中央下达的方针政策性文电,存在着“文字太深,不能普遍传播到群众中去”的缺点。这次为“六大”准备文件,而应以“能使群众接受为原则”。周恩来与瞿秋白认为刘少奇提出的这个草拟文件的原则应在党内推广。于是,在1928年6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条例》中强调了党内下达或上报的文件都必须“文字浅显”,有“群众观点”。
写文件还应简单明了,这也是刘少奇同志一贯要求的。写短话,这是刘少奇长期从事地下斗争而养成的良好习惯。他自己这么做,也要求身边的秘书工作者也这么做。1939年刘少奇奉命去中原局工作,随行的工作人员中吕振羽、刘彬担任秘书。他给秘书定了一条规矩:不论是上下行文,或者是拟写电报稿,都必须“简短明了”,空空洞洞,啰哩啰嗦的文电“我不看”。1942年1月中旬,刘少奇从苏北回延安路过山东。他在山东分局干部学习会上又一次谈到拟写文电应“严谨”的问题。他说:“当你们作决议发指示的时候,必须调查研究,掌握实情,了解实际。那些只管坐在房子里发号施令者,不但不会写出简单明了的好文件,还会贻害革命事业的!”
刘少奇常对身边秘书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迷信写电文会“一挥而就”的神话。作决议、发指示,要逐字逐句“反复推敲”,不符合实情不行,过头话不行。在这方面,还有一个故事:1945年3月31日刘少奇对《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报告》草案进行再次修改。章程中有一句共产党员在一定会议上可以“批评党内任何同志”。这句话中“任何”两字重有千斤!“任何”是包括党内所有高层领导人都可批评啊!党章中要不要“任何”两字,很费蹰躇。刘少奇对这两个字圈掉了又写上,写上又圈掉,反复多次,还是写上了。最后,他把这件事写信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认为写上“任何”两字好,并表扬了刘少奇这种字斟句酌的精神。
1948年7月26日刘少奇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集体办公会议上专门讲了机关文书处理问题。刘少奇指出:集体办公主要是商讨大事和文电处理,而文电处理一定要注意“收”、“发”、“来”、“去”四个字。“收”是第一,收到后要仔细看内容是否重要?反映的问题是否需要立即办?该交谁办?承办此文有什么要求?“发”是第二,发文或下达电报要把三关:一把事实关,即准确无误;二把文字关,用字要妥当、表达要清楚,文字要简练;三把手续关,是否集体讨论通过,主管领导是否批准,是否校核过?“来”是第三,来是“来龙”;“去”是第四,“去”是“去脉”,这不只是登记清楚,摘录清,更主要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说:脱离群众的事不做,脱离群众的文电不发。
从1939年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那一年起,组织上就给刘少奇配备了专职秘书。不论是地下斗争环境还是战争岁月,他与秘书同吃、同住、同办公。他写的《论党》和《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后,亲自赠送身边工作人员各一册。1942年在延安杨家岭时,他给秘书制订了“约法三章”:一是,遇事要请示报告,不擅自做主,“必须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习业务,做到又红又专;二是严格保密观念,不但保护好文件电报,也“不能搞小道消息,对谁都一样”;三是,为人处事“要注意态度和蔼、谦虚、有礼貌,不能盛气凌人”。
注重档案的保管
刘少奇虽为党的高层领导人,在处理党政军各项中心工作之余却始终珍惜革命文献史料。他在秘书约法三章中就有“保护好文件电报”的内容。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堪称爱护党的文献的楷模。刘少奇同志认为爱护文件、管好文件,是档案工作者的重要职责。他要求档案工作者都要保守党和国家机密的观念,站在适应党和国家需要的高度来保护文件、爱护文件和使用文件。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盛行自己保护机密文件的事迹屡见不鲜。长征路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在自己的马褡子内装满了文件带到陕北。刘少奇更是不但用自己的坐骑驮文件,有时还亲自背文件。1942年3月初,刘少奇奉命离开苏北回延安,就是背着文件历尽艰险的。1942年3月初,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的刘少奇要回延安述职。刘少奇在苏北的三年中,积累了大量文件电报,其中有中原局的文电、新四军的文电、山东分局、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党政军民的文电。这些浸润着抗日斗士心血的文献史料,必须带到延安去!必须安全地永远地保护下来!下定决心,刘少奇要把这些珍贵文电带在身边。他让身边秘书吕振羽、刘彬将这电文捆成12包。吩咐随行人员每人背一包,余下的由组织上专门给当坐骑的大红马来驮。行前,他告诉随行人员:这次从苏北阜宁县单家巷出发,途径苏北、鲁南、鲁西、皖北与河南过山西行程两千余里,爬山涉水,要过日寇几十道封锁线,要通过各地方国民党顽固派的防区。不管多么艰险,你们必须把文件保护好,“一定要人在文件在,与文件共存亡!”几天的行军,刘少奇腿疼脚肿了,但仍然坚持背文件不肯骑马。警卫员小刘对他有意见:“又行军,又打仗,脚肿了,不骑马,背这些纸片片有啥用?”刘少奇说:“有啥用?用处大着哩。这些文电记载着华中党政军民抗日战争的血泪史,将来用它写抗日历史,还有你这个小鬼一份功劳呢!”就这样,刘少奇与秘书们身背着文件行军两千余里,与日伪军大小战斗50余次,用时八个月,终于将这红色文电安全带到延安交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保存。
刘少奇不但在战时自己保护文件,而且也十分关心战时保护历史档案的问题。1947年4月初,他与朱总司令率领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近百名同志去河北平山地区开辟工作。路过山西临县三交镇时,得悉曾三率领的中央各机关材料保管委员会也来到晋西北的兴县刘家曲村。当即命曾三来三交镇汇报党中央历史档案转移经过。汇报后,刘少奇对档案的统一管理、回陕北抢救间壁在山区的文件以及文电分类等作了口头指示。1947年4月5日,刘少奇同朱德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中央档案资料转移情况:“(一)曾三所管之文件,除带来六箱外,其余均存在陕甘宁边区,由西北局曹力如保存,在安条岭者十五箱(为《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交清涧县委书记保存,在清涧以东四十里之某地二十箱(《向导》、《新青年》、《红旗》及抗战初期各地报告等),已告曾三派人将清涧文件中一切带秘密性者取出外,望中央直接负责告西北局保管与处理该两批文件。(二)现存河东文件,除曾三者外,有机要处二十箱(历年电报等),中组部二十箱(干部结论及表格),一局八箱(历年军事文件),尚有二局、中社部、城工部各有数箱。现决定除各机关本身少数文件自己负责带走不得遗失外,所有曾三、机要处、中组部、一局文件,均集中交曾三保管,并由贺龙同志负责一切安全保障之责,暂时保存在贺龙同志处,以后听中央命令转移,并已令曾三将所有文件分为三类:甲、重要而不秘密者(如《向导》、《红旗》及已印刷之各种决定);乙、秘密而不十分重要者(如某些电报及西北局财政计划等);丙、又重要又秘密者。上述分类,以便在必要时或埋藏或销毁,或务必带走,无论如何不得遗失。关于上述决定,中央有何指示,望告。”正在陕北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给朱德、刘少奇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于是,形成了战时集中统一原则,即一切文件档案均由中央材料保管委员会管理和按密级程度确定分类管理档案的办法。适应了战争年代档案管理的需求。
刘少奇同志不仅爱护档案文件,重视档案管理,也善于利用档案。1949年3月进城后,刘少奇做了许多批示,一再要求党政军机关注意官僚主义、保守主义、经验主义和文牍主义。一再号召各机关“改革自己的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1949年12月29日中央军委办公厅草拟了中央军委关于收集历史文献的《通令》请毛主席、少奇批示。毛主席同意,刘少奇同志在通令第一页上批示:地下斗争和战争年代,党政军机关文电损失了很多,应花大力气进行征集。文件收集起来后,应由“各野战军及各军、各师可以自己为单位,写出自己的历史和战史”。中央军委办公厅和有关部委根据刘少奇的批示,组成了战史征编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对散失着的革命历史文献进行了及时的征集。编辑了红一、二、四方面军军战史,八路军、新四军的军战史及其有关军史、师史和其他战斗历史。抢救了大量党和国家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编辑出版了大量军战史著作,满足了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工作需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全中国各族人民如火如荼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在经济建设、民主法制、科学技术、国防建设、民族团结、文化教育、对外交往各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各机关和各地方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档案文件,同时各项工作也对档案的利用提出了更广泛的要求。但新中国成立不久,各地方、各部门档案工作没能形成统一的标准,出现了档案管理混乱的现象,为了纠正这些不良倾向,曾三同志《关于目前党的档案工作的一般情况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中提到,改进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健全机关档案工作,是我们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方法就是要制订统一的制度、条例,使我们的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有一个基本上一致的正确做法,以克服目前分散摸索的状况,使这两项工作逐步健全起来。于是,1952年8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处草拟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这个《暂行条例》规定的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集中统一地管理机关档案,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便利机关工作,反对分散保存。”这个基本原则的确定,对于全国档案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55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个《暂行条例》。刘少奇同志在条例上批示:“这一暂行条例的原则,对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也是基本上适用的,国家机关和军事各部门可仿照这些原则来建立和改革自己的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
刘少奇同志对档案工作者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1952年4月,刘少奇同志为中央办公厅题词:“努力学习,提高政治空气,做好工作”,这个题词不仅激发了当时档案工作者的工作热情,更是鞭策着我们当代档案工作者奋发有为。1953年6月的一天,刘少奇同志顶着酷暑来到中央办公厅后楼,和正在埋头工作的档案工作者进行了畅谈。他说:你们有如此安静的工作环境,有比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研究条件,应当坚定共产主义的政治方向,更深入地钻研业务,争取当“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正是因为少奇同志的循循善诱和对档案工作者严格要求,使每一位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都能严以律己,恪守职责,积极主动地完成党所给予的光荣任务。尤其是在随后动荡的文革年代,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更是把档案视为自己的生命,尽最大努力捍卫着档案的安全。在抄家成风的那个年代里,谁会想到,造反派们竟然将黑手伸向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的家!1967年7月18日晚,造反派把少奇同志揪到中南海职工食堂,把光美同志揪到中南海西楼大厅,分别进行批斗。刘少奇同志家里只剩下一位机要秘书和一个卫士,这时,造反派涌入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和机要秘书办公室,开始了疯狂的所谓“检查”。当他们把各个办公室的抽屉翻完之后,眼睛就盯上了角落里的一个保险柜,便命令机要秘书打开保险柜,强烈责任感,促使他丝毫没有让步,义正言辞的回答到“保险柜可不能随便打开,那里面都是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每件文件都是我签收的,我得绝对负责任。”机要秘书和造反派在保险柜旁僵持了一阵子,见他软硬不吃,最后也感到无计可施了,便拿上已捆好的其他东西离去了。虽然刘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和家里被折腾得满地狼藉,但这批档案终于逃脱了被毁灭的厄运,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不能不称为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