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史学科学术出版状况管窥

工作成绩巨大，许多重要史事研究趋向精深化;元史研究，域外史料和蒙文、藏文史料的利用成为一大趋势;明清史研究，变迁与连续性问题、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从区域史到全球史都成为近年来的热议话题。

《中国史研究动态》除了推出纪念专刊以外，还陆续刊登了常建华教授撰写的《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2018年第2期）》、刘文瑞教授撰写的《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2018年第3期）、乔治忠教授撰写的《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4期）和魏明孔研究员撰写的《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述评》（2018年第5期）。

此外，赵梅春撰写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3期），杨念群撰写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历史学的若干沉思》（《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李治亭撰写了《改革开放中的清史研究40年》（《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8期）。张海鹏撰写了《根深叶茂史苑繁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历史学的发展》（《人民日报》2018年8月6日，第16版）。该文提纲挈领地描绘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历史学发展总体上取得的显著成就、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大进展、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新认识、世界史研究中的创新思考，并指出要努力构建我国历史学的理论体系。

在学术期刊纷纷登载相关总结性文章之外，学术界也以相关主题组织了学术研讨会。2018年7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了2018年度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为“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学术机构的约30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该会议特别强调了史学理论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在史学分析评价的研究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月8-9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召开了首届南开中国史前沿论坛，即“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史学的回顾与前瞻”。该论坛围绕“中国史学走向的理论探索”“新史学视野下的专题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探研”“微观研究的宏观思考”等主题展开讨论。特别是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从“中国社会的再定向与中国史学的再出发”切人，对改革开放40年的史学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

西南联大情怀的再现

2018年正值西南联大正式建立80周年。当年的1月12日，致敬西南联大的电影《无问西东》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所讲的四个不同时代故事的主人公都毕业于清华大学，特别是片中由王力宏饰演的沈光耀所处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把人们带回了那个年代。影片的上映在国内掀起了一股西南联大热，这也反映在出版界。2018年，各大出版机构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图书，其中所打造的宣传语也是“比《无问西东》更生动详尽的联大往事”。

提起西南联大的往事，就不得不提及什么是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全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由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个学校组成。而三个学校的主要负责人的日记、当时写的文章和回忆性文章成为出版的重点。如中华书局出版的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关西南联大的日记——《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黄延复、王小宁整理），该日记收录了梅贻琦先生从1941年到1946年在昆明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校务时期的情况。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担任联大总务长的郑天挺的日记——《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俞国林点校）。郑天挺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总务长，处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的各種工作，接触的人物众多，其日记的史料价值不言自明。

此外，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了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的《我们要振作起来：张伯苓西南联大时期文选》及冯友兰所著《我与西南联大》。前书的内容包括张伯苓在主持西南联大校务时的演讲稿、谈话录、书函等;后书是冯友兰关于西南联大时期的记忆。该年出版的有关西南联大的书籍还有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所著的《在西南联大》（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和《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山东画报出版社），以及研究性论著《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李光荣著，中华书局出版）等。

2018年中国史学科的学术出版远不止上述这些作品，其内容所涉及范围和种类亦呈现碎片化状态，很难一一拾起，而“丝路研究”“改革开放40年”“西南联大”三大主题的出版物的大量出版正是在这一年中主旋律的背景下如春笋般涌现出来，较能代表年度出版作品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特别是对中国史学科的学术研究，更是奠定了中国其他社会科学在未来向前发展的基础，也正是中国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与世界其他强国角逐的根本性基石。期待着未来主题出版踏着东风，为中国的重新崛起贡献其应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