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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钱范铸钱工艺所需祖钱范模，是先刻制成阳文还是阴文，许多泉友看法不一。有认为西汉五铢钱祖范钱模文字是先刻制成阳文，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误。从所见实物上判断，祖范上的钱模文字均是刻成阴文，因阴文雕刻容易成型。如汉武帝时期的五铢陶母范（图1），地张可以清楚地看到纵横交错的规矩划痕及圆规的圆心点，在阳文陶母范上呈现为凸起的痕迹，若祖钱范是刻成阳文，最初的划痕就会在下道工序中被铲除，母钱范地张就不会遗留这种痕迹。另外，阴刻的祖钱范在雕刻时不可能将文字与轮廓表面达到同一平面，因而铸出的钱币文字与轮廓表面不在一个平面上，甚至凸凹不平，这是钱范铸钱的最大特征。
唐以后的翻砂法铸钱与此不同，首先需刻制阳文祖母钱，即所谓的“雕母”。其文字与轮廓表面可以打磨平整，翻砂铸出的钱币，其文字与轮廓均同在一个平面上。所以说钱文与轮廓表面是否同在一个平面上，是作为判定钱币铸造方式方法的一个标准。
范模铸钱，祖钱范一般采用硬度较低且容易雕刻的石材刻制，如滑石质地细腻，硬度适中，不但易于雕刻，而且运刀时不会崩裂。目前发现的不少西汉半两、五铢石范多是滑石材质（图2）。西汉“上林三官”铸钱沿用了平板钱范铸钱工艺，每年仅需刻制几方五铢祖钱范，当年铸钱所使用的母钱范、子钱范均出自这几方祖钱范，故铸币文字形态亦出自祖钱范上的钱模文字。为了增加产量满足市场需求，每方钱范上的五铢钱模由初铸时的10余枚增加到56枚，这样可大大提高生产效率。这种大型平板铸钱工艺分工细、产能高，适合大型工场大批量铸造与集中铸造，以供给全国。据《汉书·食货志》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
随着制范铸造技术及管理水平的提高，从汉武帝时期在祖范上铭刻单字款识（图3），至汉宣帝时在钱范上铭刻纪年及工匠款识（图4、5），且根据钱范上的铭文“造”“筑”“就成”“工成”（图6、7）分析，祖范刻制完成后，需经主管官员检验批准后方能投入使用。根据西安西汉上林铸钱遗址陶母钱范与陶子背范出土于不同地点这一情况，以及目前发现的“钟官钱丞”“钟官火丞”“技巧钱丞”“技巧火丞”“六厩钱丞”“六厩火丞”泥封分析判断，西汉“上林三官”将制范与铸钱分离，各设有制作钱范、铸造钱币的专门工场，分别隶属“上林三官”下属的钱丞、火丞管理。
祖钱范的功用是印制陶母范。陶母范钱模文字为阳文。至于陶母范的功用，有泉友说是用来印制阴文陶子范的，此言差矣！西安数处西汉上林铸钱遗址都出土有大量的平板陶母面范，以及打碎了的陶母背范（图8）。用阳文陶母面范组合陶母背范，中间形成空腔浇注金属后，拿掉陶母面范，打碎陶母背范，就可以得到背有把手的金属子面范。由于铸造出的金属子面范的背有两个封闭环形把手，所以必须将陶母背范打碎才能将陶母背范与铸出的金属子钱范分离。因此，所见的陶母背范都是破碎的。
西汉上林铸钱遗址出土的陶范除了上述两种外，出土最多的还是汉宣帝时期五铢阴文陶子钱背范（图9），当地农民曾用陶范砌猪圈，可见背范出土量之多皆因当时用量之大。但是，在铸钱遗址从来没有发现过一块平板阴文陶面范。西汉铸钱遗址出土的阴文陶子背范与阳文陶母范一般出土于不同地点。以上这些情况反映出陶母范是用来铸造金属子钱范的。
陕西出土的平板金属子钱范有铜质与铁质两种。出土量最多的一次是在1979年9月24日，陕西澄城县业善乡坡头村出土西汉五铢阴文铜钱范41件，陶背范100多件。澄城县坡头村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之前隶属“左内史”管辖，之后划归“左冯翊”。
西汉大型铸钱工场采用平板式铸钱工艺，直接用于铸钱的钱范是背带把手的金属子面范配陶背范，将两者合和后方可进行浇注。有人说金属模具不能直接铸钱，笔者曾多次看到金银首饰工匠将熔化的金、银以及铜液注入金属范模中铸成首饰件。现从使用过的出土钱范上看，当时浇注前在钱范表面涂有脱模剂，防止粘连，便利脱模。
根据上述西安西汉上林铸钱遗址出土钱范的一些状况，可以大致勾勒出西汉“上林三官”铸钱工艺。再从目前出土的郡国钱范情况看，郡国铸钱工艺与“上林三官”铸钱工艺大同小异，均采用平板式范模铸钱。其工艺流程如下：1.刻制石质阴文祖钱面范；2.印制阳文陶母面范；3.陶母面范+陶母背范；4.浇注阴文金属子钱面范；5.金属子钱面范+陶背钱范；6.浇注钱币。实物中还发现有陶五铢叠铸钱范，以及小型石质钱范及泥陶钱范残块，这些多系私盗铸钱范，不是铸钱主流，故无须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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