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这一篇短文是继续我的上一篇《莫高轶事——我的敦煌生涯（3）》的回忆。1949年9月，临近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前，以常书鸿先生为首的一小群中青年业务和行政人员生活窘迫，一直到解放军进军河西，和平解放敦煌。解放军亲临莫高窟，我亲眼所见解放军纪律严明，可又生动活泼，由衷地感到欢欣鼓舞。当时我们依然贫困，但地方党政领导对我们的关怀、照顾使我们感到温暖，同时也令我们感到困惑，为什么只是照顾，不提接管呢？这期间还经历了敦煌南山残余反动势力的作乱对我们的威胁以及我们的应变。直到1950年8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代表中央文化部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办理接管，并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从此翻开了敦煌事业新的一页。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前后；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接管；更名
中图分类号：K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3-00012-07
Mogao Stories— My Life Career at Dunhuang (IV)
SUN Rujian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This short essay follows the records of the Mogao Stories-My Life Career at Dunhuang （III）. Before the Kuomintang regime was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a small group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resear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had been living in absolute misery until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ntered the Hexi Regions and peacefully liberated Dunhuang. I was happy to see them at the Mogao Grottoes, highly disciplined but lively. At that time, we still lived in poverty, but we felt very warm because of the concern and care from local party and government leaders. However, I also felt puzzled: Why did they just take care of us, rather than taking over the place？During this period, I also felt how the rebellions of the reactionary forces of Nanshan at Dunhuang, and how we responded. It was in August 1950 when the Cultural Department of the Northwest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mmission took over the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n Dunhuang Art on behalf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renaming it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n Dunhuang Cultural Relics, thus starting a new chapter in the Dunhuang cause.
Keywords: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n Dunhuang Art; Research Institute on Dunhuang Cultural Relics; Take over; Rename(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从1944年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经过敦煌文物研究所，再到今天的敦煌研究院算来已经有70个年头了，虽然相比莫高窟1600多年的历史是短暂的，但是对从事敦煌事业的人来说，经历了几代人在这里的生活、工作，有些人可以说终其一生含辛茹苦，最后埋骨沙丘。我从1947年来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到1993年退休，实际到2001年才真正放下工作，前后经历55年，为莫高窟做了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莫高窟虽然天地不大（图1）、人员不多（图2），但同样经历了政治的风浪，矛盾重重。回首往事，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现在我已经90岁了，人生之路也快走到了尽头，回首尘封的往事，已经淡漠缥缈，对于淡漠记忆的咀嚼是我老年生活中滋味无穷的享受，既感到惆怅，也觉得欣慰。在我有生之年我将翻阅如烟的往事，陈献给关心敦煌的人们。
一1949年——天亮前后
1949年9月，莫高窟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这个小绿洲，瓜甜梨熟，但是社会上不断传来有关战事的消息。8月26日解放军已经解放兰州，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还想凭据河西走廊做最后的挣扎。从敦煌调出去的一团人，听说在武威一带被击溃了，敦煌由新疆陶峙岳的部队一个警备营驻守，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候，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只剩大约20人困守石窟，在这里艰难度日。当时我们都称呼为“刘佬”的文书刘荣增在私底下说：教育部给常先生（当时我们不称常所长）来了一封密电，要常先生携带所藏敦煌文书去广州（当时国民党政府已逃亡广州）。但我们并没有看出常先生有任何行动的迹象。几个业务人员心绪不宁，无心工作，常先生也听之任之。段文杰先生临危受命去了一趟张掖、酒泉，取回了全所近半年的经费，折合成12两黄金，除给职工分配了半数之外，常先生决定把剩余的黄金全部在敦煌买成小麦。段先生事后闲谈时曾对我说：“我在酒泉取到金条时，唯恐有坏人知晓。兵荒马乱的不知道把这点东西放在哪里好，没有办法只好放在贴身衣服的口袋里。晚上住在大车店里，提心吊胆，整夜不敢睡觉，一直处于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回到所里，把这一点点东西交到常先生手中，一颗心才算是放下了。”当时敦煌艺术研究所在风雨飘摇中苦苦挣扎，我们没有任何通讯工具，常先生每天派人去敦煌了解情况，还叮咛说不要进城，在城外农家休息并打听消息就行了。国民党河西兵败，不断有散兵游勇流窜到敦煌。9月25日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通电起义，新到任的正副县长私自潜逃，人心惶惶。当时驻防敦煌的警备营，受命维持治安，加强敦煌的防守，防止散兵进城抢劫骚扰，把敦煌东关、南关和西门关闭了几天。我们孤悬在戈壁大漠之中，如何保证大家的安全呢？实际上除常先生、李承仙夫妇一家之外，其他的人都是单身职工，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子里，宿舍里有点被褥和几本书，别无长物，并不怕抢劫。但是为了石窟和人身的安全，常先生和大家商量，决定每天由剩下的不足20人轮流值班，两人一班，在三层楼以北第12窟附近持枪警戒。当时所里有两三支中正式步枪和很少几颗子弹。所谓持枪警戒不过是为壮胆而已。在这里一是可以远望莫高窟的公路（那时大泉河的东岸还没有植树），几公里以内可以一览无余，如果真有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我们规定不得放枪，一人回中寺报信，好让大家进入洞窟躲避，另一人进入洞窟继续监视来人情况。常所长的回忆录里说，当时在高层洞窟里准备了水缸以及食品的措施确有其事，但这一事件发生在1950年的五六月间。
1949年9月27日晚，工人马科从敦煌骑马回到山上（莫高窟），在中寺宿舍跟我们说：“可能是解放军进城了”。他显得有点紧张，又说：“我回来上了二层台子（莫高窟山顶上的戈壁）看见新店台公路上（目前敦煌火车站往东一带），一路上的汽车灯光，不知道有多少汽车。”当晚大家依然注意警戒，以防不测。28日上午大概是九十点，听见远处有汽车声音。莫高窟人少，非常安静，周围有点声音，几公里以外就可听见。段先生和我不约而同地往下寺走（当时大泉河上还没有桥，公路的入口在下寺），过了小牌坊看见一大群军人，经我们了解原来是国民党的运输兵，是一批被解放的战士，昨天送解放军到敦煌，今天奉命返回酒泉，路过这里想来参观一下千佛洞。段先生和我当即陪同这批军人（都没有领章帽徽）匆匆看了一些洞窟，很快他们就离开了。
事后我们知道，9月28日解放军已在敦煌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敦煌和平解放。29日上午段先生和我在陈列馆后面的客房暂作画室里，又听见汽车的声音，似乎到了下寺，段先生和我刚走到陈列馆前，就看到一队军人从下寺走来。他们的衣着也不甚整齐。当我们迎上前去时，一个年轻的军人向我们介绍说：“这是独立团的祁（承德）政委。”祁政委是一位瘦高个、身穿一件长的黄呢大衣、40来岁十分精干的人。我们那时不了解放军中何为政委，反正人家是第一个向我们做介绍的，应该是部队的重要官员吧。随即又向我们介绍另一位身材魁梧、红光满面的中年军人说：“这是我们的张献魁团长。”段先生和我也客气地跟他们一一握手，互道辛苦。正在相互介绍的时候，看到几个士兵把陈列馆附近的一架木梯架立起来，提着轻机枪快步上了陈列馆房顶开始警戒。段先生和我领着祁、张两位首长向中寺走去，他们一边走一边问我们这里是否安定，有没有散兵游勇、土匪等来此骚扰。段先生也一一作答。到了中寺，常先生从办公室走出来迎接解放军，又相互做了介绍，常先生把两位首长及其他几位士兵让进会议室。祁政委说：“我们初到敦煌听说这里很有名气，我们来看看。现在全国快解放了，10月1日在北京开大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长期作战行军，要在敦煌休整一段时间。我看你们在这里也很艰苦，希望你们坚守岗位。我们还要开个庆功大会，欢迎你们参加。”我们当然十分兴奋，随后又陪他们参观了洞窟。
当天又来了一批随行的小文工队，我们陪他们参观洞窟，他们也给我们演唱了一些解放区的新歌，还扭了秧歌。这些文艺节目简短而精彩，这些文工队的男女青年欢快活泼，所唱的歌，跳的舞都是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新的文艺形式。在我们困守莫高窟的岁月里，忽然使我们感受到一种欣喜和欢乐，受到一种青春气息的感染。他们说：“我们马上要开庆功大会，听说你们都是画家，请你们帮我们设计功臣的奖状。”当天段文杰、史苇湘、我及欧阳琳等几个年轻人就随他们到了敦煌县城，并按部队的要求为他们设计战斗英雄的奖状。第一次能为解放军做一点事情，我们都感到非常兴奋。
敦煌是和平解放的，敦煌县城市面安定，没有出现什么骚扰混乱。有时看见一队解放军战士在街头整队行进并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虽然没有完全听清歌词，但大意是知道了。还有什么《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等等。我们听了都感到十分新鲜和悦耳。
大概是10月5日吧，解放军独立团召开庆功大会，在部队大门前的操场上，常书鸿所长被邀请在主席台上就座。大概还有敦煌名人吕锺，当时是支前委员会的主任。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黄文馥及我也在主席台下就座。操场上一边坐着独立团的战士，一边是敦煌警备营的士兵。开会之前，解放军战士高唱战斗歌曲，还互相进行拉歌比赛，高喊“某某连来一个”。这一边情绪激昂、欢声雷动，而另一边的警备营原国民党的士兵无歌可唱、鸦雀无声。两边战士的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活跃，一边沉默，显示出国共两军在治军方略上的巨大差异。
会上由团长、政委分别讲话并宣布获奖战士的名单。大会之后独立团团部人员在敦煌一处饭馆会餐，常所长及我等几人也在应邀之列。当时部队对我们与敦煌县上旧人员的态度似有不同，对我们是相当客气和优待的。就在那几天我们几个年轻人眼看解放军英姿勃勃、生龙活虎，引起我们深深的羡慕，我和霍煕亮就想参军。实际上是我们的一时冲动，并没有向解放军部队申请，也没有向研究所提出报告，参军一事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付诸行动。但在后来的“反右运动”和常先生的回忆录中对我们一些人不安于在敦煌工作有所责难。当时我正值二十几岁的青年，社会阅历十分浅薄，在莫高窟困守两年艰难备尝，对解放军那种高昂的气势、生龙活虎的精神，感到由衷地敬佩，不由得心向往之，就是真想参军并付诸行动,也并没有什么大错。
就在敦煌刚解放不久，酒泉军分区一位姓韩的科长带着一封公函，说是来办理“接管”，要把研究所的物资全部接收，这些物资实际上就只有一些笔、墨、纸张等办公和绘画用品，9月份发给职工的一点黄金也给收缴了。常所长和职工们不了解事情的缘由，并没有产生抵触情绪，还帮助韩科长把东西装上汽车。我们只是感到困惑不解，说是接管，为什么接而不管呢？此事发生后不久，大概是在10月中旬酒泉专署的专员刘文山又带着拉去的物资及收缴的少量黄金退还给我们，说是一场误会，对我们表示道歉和慰问。同时还给我们送来二三十套军棉衣（国民党部队下级军官穿的棉衣），发给我们每人一套。后来听说韩科长为此还受到了批评处分。此后酒泉地区的书记刘长亮和副书记贺建山陆续来到莫高窟看望慰问我们，要我们安心工作。
二1950年——防匪应变
1949年12月酒泉地委及专署通知段文杰、霍熙亮、史苇湘、欧阳琳、黄文馥及我等六人去酒泉过春节。途中曾出车祸，幸无大碍。在酒泉期间，地委及专署领导相继给我们谈话，目的是稳定我们在莫高窟工作，告诫我们决不要有离开敦煌的打算。地委宣传部部长梅一芹负责安排我们在酒泉的活动，并单独和我们每个人接触，了解我们的思想动态。就我来说，我想离开敦煌，回家乡继续和女朋友的友情，但是对敦煌艺术也还存在一些眷恋的情怀，处于犹豫不定的两难之中。
春节过后，我们仍然回到莫高窟，在此期间常先生和李承仙还创作了一些木刻年画，后来社会上对这批年画颇有微词。两位先生想以敦煌的传统艺术形式表现工农兵的新内容，也是一种尝试，应该受到肯定。
在此期间，单位的归属和经济来源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仍然处于期待之中。梅一芹部长改任地委统战部长，经常往返于青海花海子（后来阿克赛哈萨克自治县的牧区）和敦煌之间与哈萨克牧民联络。他在敦煌期间总要到莫高窟来住上几天，他和黄文馥的恋爱关系也逐渐明确了。有一次，他来莫高窟，情绪不太好，我们大家在地里收拾菜地，他爬到围墙上坐着，不一会他拿出手枪向着三危山方向连发两枪，把我们吓了一跳。后来在他回酒泉后，我们从敦煌听说梅一芹在花海子进行少数民族工作期间，有人暗地通知他说，包不拉（哈族）要叛乱。梅一芹带着一个警卫员连夜离开花海子。那时花海子到敦煌没有公路，更没有通讯条件，花海子到敦煌近200公里，他既是逃命，但更重要的是要把信息带到敦煌，才能把信息传递给更高层的领导。如何解决民族问题，但他在莫高窟期间一点都没有向我们透露这个信息。
听说这批少数民族叛乱分子和国民党军队的残部、反动地主武装相互勾结，在南山一带袭击了蒙古族牧民，我们有点紧张，因为莫高窟是通往党河南山的近路。有一天，为所里放羊的一位蒙古族大嫂下午放羊回来，她说在大泉大拉牌看见几个骑马的哈萨克族人，她把羊赶向下游（莫高窟方向），她躲在红柳丛中，哈萨克族人没有继续向莫高窟前进，他们向大泉方向走了之后，她才赶快回到莫高窟。当天常先生（我们都是这样称呼常书鸿所长）召集大家商量，决定让常先生、李承仙一家以及黄文馥、欧阳琳等人带上被褥、食物、水等生活用品住到第158窟。在通往第130窟大佛通道的拐弯处用两个麻袋装了沙子放在弯道上，史苇湘和我各扛一支步枪，守在这里，步枪正对通道门。工人们也分散进入高层洞窟。段文杰自告奋勇地说：“你们上洞窟躲避，我住到大泉边的那个大塔里，我牵一匹马藏到沟里（当时大泉东面尚未种树），只要听到你们这边有动静，确定有不法之徒到了莫高窟进行骚扰，我就骑马从沟那边出山口抄近路到敦煌城报信。”我们觉得老段的主意虽好，但也有被土匪或叛乱分子发现的可能，但只能冒险这么办了。那天晚上，我和史苇湘坐在第130窟的通道里，真是月黑风高，万籁俱寂，静寂得连自己心脏跳动都能听见。我俩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有时只是低声交谈几句。那时大多数洞窟没有窟门，第130窟大佛头顶有许多鸽子窝，时有鸽子骚动，显得夜更加阴冷。我们不敢睡着，就这样艰难地熬到天明。
第二天上午，县里派人通知我们说南山里的情况不明，可能有残匪作乱，所里就这几个人不太安全，县里的领导让我们临时撤退到县城，常先生决定让业务上的段文杰、黄文馥、史苇湘、欧阳琳及常先生一家到敦煌暂避。因为霍煕亮春节一过就请假探亲去了，所以由我暂时负责总务部门。当时总务处只有辛普德、范华、刘荣增三个职员和周德信、马科等三四个工人，再加上上寺有易昌恕老喇嘛和他的徒弟徐汉卿，还有一个给所里放羊的蒙古族大嫂和她的儿子达娃，一共十多个人留守。白天我们轮流上九层楼山顶放哨警戒，夜晚就在寺院周围巡查。常先生他们走了的第二天晚上，工人们在中寺大门北侧的倒座房屋里玩牌，突然听到房顶有声音，不知是谁一口气把灯吹灭了。有人在院子里跑。我也被惊醒了，翻身下炕提着枪在门口张望，许久不见有什么动静。老实说，我提着步枪只是壮胆而已，我最多打过不到十发子弹。第二天我问他们昨晚上出了什么事情，他们笑笑不好意思地说：“是两只猫在房顶上打架，我们正在打牌，以为有人在房顶上，让人虚惊一场”。几天过去了，莫高窟很安静，什么事情也没有，于是常先生和去敦煌暂避的同事们都回来了。
地方领导为了莫高窟以及人员的安全，从骑兵团调来了一个班的解放军驻防莫高窟，他们连人带马被安排在下寺。这段时间土匪、散兵游勇、敦煌的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在敦煌南山（当时还没有成立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及南湖一带骚扰。6月地主恶霸孙耀武勾结土匪在南湖偷袭县保安队，保安队牺牲多人，损失不少枪支和物资。这一事件顿时震动全县。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县大队的一部分（大概一个排）调到莫高窟整训和驻防。他们在九层楼上戈壁边沿，用土坯修了一座碉堡，可以监控各方面的情况。60多年过去了，现在碉堡还残存在洞窟顶上，向世人述说当年的艰难境况。除了修碉堡之外，还在第428窟一带的上层较大的洞窟储存了粮食，把凡是能装水的用具都装满水分别存放在洞窟中，以备万一。
保安队一个多排的人员分别驻守在上寺和下寺，与我们和睦相处，每天他们除训练之外，下午我们还给他们上文化课，识字，念书，读报，我还教他们唱歌，唱的是我刚刚学会的新歌。就在这段时间里，史苇湘和欧阳琳结婚了，晚上保安队的战士来闹洞房，欢声笑语，气氛热烈。这是自南湖出事以后，保安队几十个战士进驻莫高窟以来最热闹的一天。虽然这里不那么冷清了，但我们依然没有经济来源，还是向地方上的粮食部门借粮吃。这年的8月初，才知道中央文化部要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大家的心才有了着落。
三敦煌艺术研究所被接管和更名
我们就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等待接管，8月22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赵望云、张明坦两位处长代表中央文化部来敦煌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省上有文教厅文管会主任何洛夫教授及酒泉专员公署三科王鸿鼎科长及文物处干部范文藻陪同抵达，当日下午赵望云一行到达的时候所中不多的人敲锣打鼓热烈欢迎接管工作组（图3），他们刚一下车，不顾长途行车疲劳的张明坦副处长、何洛夫教授等人带头踏着鼓点扭起了秧歌，人虽不多，但气氛却非常热烈。何教授虽然年事已高，但是扭起秧歌来步伐轻快灵活，神态很有风趣。
8月23日下午及晚上，正式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赵望云、张明坦两位处长首先宣布他们代表中央文化部正式来这里办理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并对全体人员表示慰问，宣布从1950年8月1日起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为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的直属单位，常书鸿继任所长。此外还要：（1）清理研究所财产；（2）制定当年年底之前的工作及学习计划；（3）建立研究所新组织机构；（4）评定当时现有人员的工资。赵、张两位分别谈了这次到敦煌的任务之后，大家异常兴奋，单位不但不会解散，而且还是直属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当时文化部的部长是矛盾——沈雁冰，是知名的文学家。文物事业管理的局长是知名的郑振铎。负责接管的是知名的画家赵望云，对张明坦虽不了解，但赵望云曾介绍他是鲁艺的学生。他们的态度都非常亲切随和，在会议上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官员作风。赵望云讲话不多，主要谈具体问题。张处长还说：“这次到敦煌来主要目的是看望和慰问大家，接管不过是补办一个手续，实际上从敦煌解放那天起地方党政领导就一直在领导你们，关心你们，这一年来你们也坚守岗位。”讲话条理清晰，内容充实，我们听了也很兴奋。
会上常书鸿先生报告了从1943年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到新中国成立一年以来研究所的概况，但他没有谈及他为了在敦煌坚持工作，使得家人离散的悲剧。但谈及研究所被撤销又经呼吁奔波得以保全的情况以及近几年生活的艰辛，他的情绪很激动。当天到深夜才散会。
8月24日上午，他们上洞窟参观并游览莫高窟的环境，下午赵、张两位分别和常先生以及所有工作人员单独谈话。张处长就和我一起蹲在宿舍门边上谈话，他问了我的家庭、学历、专业、年龄和爱好、有没有女朋友等各方面的情况。谈话进行得很亲切，很随便。他说：“你已经25岁了，入共青团不行了，以后争取入党吧！”最后我向张处长说：“我想回四川，我母亲岁数也大了，我还有一个女朋友是学音乐的，现在四川遂宁教书，我如果不回去，这个关系可能就断了。”张说：“你们这个单位人已经不多了，事情可能还不少，谁都不能走，其他的事情等一等，慢慢设法解决吧。”他的话说得很委婉，又很肯定，使得我没有直接拒绝他的劝说，我思想上并没有放弃回四川的打算，后来由于一些说不清的原因终于一直留在了敦煌。
接管这几天，任务安排得很紧凑，晚饭后继续开会。（1）常所长继续报告新中国成立前研究所的工作情况；（2）宣布当年8月份以前由上面所拨的维持经费，包括文化部以及地、县两级的借款和借调粮食草料该如何处理；（3）宣布研究所人员实行工薪制（当时地方上许多解放时随军来的工作人员都还实行供给制）。这一晚上张明坦处长问大家对常先生的报告有什么意见，希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做了解释。对我来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新的名词、新的概念。当晚大家回顾两年来艰难的生活，心里窝着的一些不满情绪一股脑儿地向常先生倾吐出来，常先生成了国民党政府的替罪羊。关于工薪的发放，因为解放的时间不长，货币不稳定，我们的工薪叫米代金，用当月小米的平均价格折合成货币。政府对我们的待遇是比较丰厚的，在对比之下，刚刚给常先生提了意见，激起了大家的情绪，一时间大家痛哭流涕，情绪十分激动。赵、张两位领导也不劝阻，让我们发泄了一阵慢慢冷静下来之后，张处长劝我们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有些事情应当由当时的政府负责，今后大家在常所长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把莫高窟的事业搞好，文化部对你们抱着很大的希望啊！”当晚的会一直开到半夜。8月24—25日，每天下午都在讨论工薪问题，根据每个职工的情况所定的标准不同。我只记得我的工薪标准暂定为每月1100斤小米。当年我们曾在敦煌参加过减租反霸运动，多少了解一点农民的情况，敦煌的土地肥沃，又是水浇地，每亩地一季才收二三百斤小麦，我们每月1000斤小米，是农民三四亩地一年的收成。不是说我们有多高的觉悟，而是通过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从对比中得到的感受，觉得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张明坦处长多次与我们谈话说：“一个国家干部要为人民服务。你们目前在莫高窟的工作就是革命工作。”我当时才离开学校不久就来到莫高窟这个消息闭塞的山沟里来了，没有社会经历，十分单纯，经过几天的会议和学习，的确受到一些启发{1}。8月25日接管的主要程序基本上完成了。下午就开了庆祝大会。从西安、兰州来的领导和保安队的战士们一起在中寺的院子和宿舍的院子里扭起了秧歌。张处长唱了一首陕北民歌，生动活泼。我们大家也唱了各自喜欢的歌曲。这是我来莫高窟后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兴奋和欢乐。
8月26日是给我们发工薪的日子，近一年了我们全体人员都是举债度日的。5月份文化部通过地方给我们寄过维持费，专署和县上为我们借粮食和草料（牲口吃的食物，牲口是我们重要的交通工具）。从此可以按月收到文物局拨来的经费，一两年来生活的拮据得以解决。接管工作到8月底就算是结束了，常所长随接管组去西安参加西北第一次文代会。接管组的意见是：研究所今后暂设美术组、石窟保管组、总务组，还安排了政治学习、生产劳动。年底业务人员去西安参加西北大区陕西关中地区的土地改革，体验阶级斗争和进行知识分子的自我思想改造。
大约在9月初接管组的赵、张两位处长，常所长及随同来的何洛夫教授等离开敦煌，返回了西安、兰州。范文藻（新中国成立前在研究所工作，1949年春回四川完婚，1950年春到西北文化部文物处工作）暂时留在敦煌协同我们进行各项工作，并随时与赵、张两位处长取得联系。他们临走之前安排我们的工作是抓紧进行财产清理，对八年来壁画临本及绘画作品进行清理登记。这些工作结束后，我们立即到西安参加土改工作。段文杰、史苇湘及我三人随车到敦煌送行。第二天临行前看见常先生带着一大卷画，段文杰说：“常先生，接管时安排清点壁画临本，你现在把东西带走了，这项工作就不能进行了。”常先生说：“昨晚接到郑局长急电，要在北京举办一个大规模的展览。”段先生说：“你现在带的是近年的临本，大部分临本1948年留在了南京，上海展览时就没有带回来，你现在带去的是小部分，请你先不要带走，等我们按计划登记清理之后，再送过去，不会影响北京的展出。”常先生不同意，因而双方有点僵持。后来张处长决定说：“常先生，文代会开完后你回来和他们带上画，你和李承仙去北京，年轻人去西安参加土改。”于是常先生不得不留下大部分的壁画临本，只带少量临本去西安了。对于此事，常先生长期以来一直耿耿于怀，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一件事说了许多过头的话。事情已经过去60多年了，常先生、段先生、史先生都已相继谢世，常先生在回忆录中说：“我对于这种一贯以幼稚的‘左’的面貌出现的投机分子的做法非常气愤。” 但事实证明，几十年后，段先生、史先生都在研究所及研究院时期继承常所长开创的敦煌事业，在石窟保护及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成就。而我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尽管因为这几年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分歧使得我们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在我的思想上始终是尊崇常先生的，他毕竟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创了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的新局面，是敦煌石窟研究和保护工作的奠基人，功不可没！
接管工作结束了，范文藻留下协同我们进行总结。虽然接管过程中曾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但不影响历史前进的步伐，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结束，翻开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新篇章。
我现在耳不聪，眼不明，这篇文稿是我的女儿孙晓华帮助整理和打字完成的，特此说明。
收稿日期：2014-03-26
作者简介：孙儒僩（1925—），男，四川省新津县人，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保护研究所原所长。
{1} 关于接管工作的时间、参与的人员以及接管过程等主要事项，我当时做了笔记，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