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清末翰林院编修，1905年加入同盟会，成为反清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民国成立后任教育总长，是著名的教育家；曾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在学术界很有声望，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罗章龙是1918年入校的北京大学文学院学生，后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担任中共北大党组织的负责人。罗章龙和蔡元培的社会地位不同，思想信仰和政治主张也互不相同，然而在北京大学的这种特殊的师生关系，却能和谐相处，有着一段不寻常的交往。
同在北大，偶然相识
蔡元培任校长后，要把北大办成新式学校，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他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主张无论何种学派、各派的教员，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选择的余地。他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礼教。他大胆引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之等新人。特别是他亲赴前门西河沿一家普通旅馆，登门拜访陈独秀，礼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一时传为佳话。他号召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在学生中成立各种学会、研究会，热诚关心爱护学生。一天，蔡元培坐车外出开会，云南学生王有德因无钱入学拦车求助，他问明情况后，没有责怪王有德，还让王到总务处报个名，每天上完课后，做一两个小时的工。这件事，在学生中也广为流传。羅章龙入校后，耳闻目睹，对蔡元培很有好感，认为他不但学识渊博，也是一位思想开明、作风民主、热情爱护青年、锐意革新的教育家，是北大新派力量的保护人，支持新思想不断发展。
当时，罗章龙心目中十分敬佩的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追随陈独秀，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他在李大钊的教导下，于1920年3月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又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负责宣传。罗章龙深知要在北京大学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不争取蔡元培的支持，而蔡元培也是可能这样做的。因此，罗章龙便找机会主动接近蔡元培。
蔡元培虽然知道参加五四运动的激进的北大学生中有一个名叫罗章龙的湖南学生，但从未谋面。有一次蔡元培演讲，内容是批评宗教思想，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罗章龙等人去给他做记录。事先预习了一些参考书，所以记录做得深入浅出、平实易解。送给他看时，他认为表达了他的本来意思，便对人讲：“能记录到这种程度就算不错了！”因此，他对罗章龙等人的印象很好。此后，罗章龙就不断同他接触，希望得到他的赞助。
工作。”蔡元培听后，详细阅看了启事和发起人的名单，终于欣然同意。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在《北大日刊》上发表后，报名者十分踊跃，仅一个月会员就增至50多人。研究会准备借北大会议厅开成立大会，蔡元培也答应了。他应邀参加成立大会，并讲了话，会后还同会员一起合影留念。
研究会公开成立后，推罗章龙为书记。罗章龙急于在校内找一所房子做图书室和办公室。他先托《北大日刊》的编辑，试探一下校方的态度。蒋总务长答复说，如果此端一开，学校以后将穷于应付了。罗章龙只好直接去找校长谈房子问题，没想到一见面蔡元培就对他说：“你们的房子可以请蒋总务长解决，与学校其他学会同等待遇。”结果在景山东街北大二院，给了两间宽大的房子，应有设备齐全，还有工友值班。事后，罗章龙听说蔡元培左右有人很不赞成此举，认为答应给房子事小，从此北京大学不得安宁了。但蔡元培告诉他们：“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正因为要学校安宁，所以才要安置他们哩！”
研究会有了会址，马克思学说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很快开展起来，成立德、英、法文三个翻译组，其中德文组尤为重要。罗章龙是学德文的，兼任德文组长。刚巧，蔡元培曾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历史、美学和文学，德文很好。他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人有好感，对德文翻译极感兴趣，对德文组非常关心。研究会会址距校长办公室不远，罗章龙在德文翻译中有什么问题常向蔡元培请教，蔡元培有时也到德文组来，还让教德文的教授辅导这些学生。德文组先后翻译了（《英马鲁埃·康德传》、《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初稿。其中，罗章龙和商承祖共同翻译的《康德传》，是蔡元培亲自写信介绍，委托上海中华书局哲学丛书委员会出版的。
后来，罗章龙回忆说：“蔡先生顶着反对派的压力，从精神到物质上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支持，使我们很激动。这在当时反动派到处防范侦缉‘过激主义’、‘过激党’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要是没有蔡先生的支持，这个组织是不能公开活动的”。
共同进行“非宗教同盟”的活动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事翻译、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同时，还进行组织非宗教同盟的活动。非宗教同盟的目的，一是反对神道设教，肃清迷信，解放思想，反对玄学，为科学大众化开辟道路；二是打倒封建思想，发扬民权主义，为民主政治奠定基础。
显然，要组织和进行非宗教同盟这样的活动，不是少数人能做到的，研究会必须联合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各校师生共同进行。罗章龙便去找蔡元培商议此事。蔡元培在思想上提倡科学，反对各种宗教，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所以非常赞成罗章龙的提议。他们商定组织非宗教同盟，并由北大师生联合国立八校师生共同发起。
非宗教同盟成立后，公布了由罗章龙和李墨耕起草的《非宗教同盟纲领》。同盟因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学术界名流领衔发起而轰动一时，仅北京一地会员就发展到200多人。同盟经常在北京大学组织公开的学术讲演。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为题作讲演，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与说服力，影响很大。后来，非宗教同盟的活动渐渐发展到全国各大城市。
1922年6月，罗章龙等人把各界名人关于非宗教的30多篇论文汇集起来，编辑出版《非宗教论》一书。在该书中，公开刊印卡尔·马克思的巨幅铜版像，并加以说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作者中除蔡元培、陳独秀、李大钊外，还有罗素、汪精卫、朱执信、罗章龙、萧子昇、王抚五、张耀翔、周太玄等人。（《非宗教论》的出版，推动非宗教同盟的活动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
罗章龙和蔡元培共同进行的非宗教同盟活动，实际上是中共北京区委领导下的革命思想战线上的重大斗争，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期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当时，国共两党尚未建立联合战线，他们能从实际出发，就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达成共识并采取联合行动，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
上海被捕，鼎力营救
1923年，蔡元培和罗章龙先后离开北京大学。1月，蔡元培为抗议北洋军阀政府非法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干，而提出辞职，未等批准，即行离京。但他仍是北大校长，由蒋梦麟代理。7月，他赴欧洲学习考察。罗章龙于6月去广州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会后留上海中共中央工作。但他仍是北大学生，学业尚未完成。
国共合作建立后，罗章龙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工作，与胡汉民、汪精卫、张继、戴季陶、叶楚伧、茅祖权等人共事，进行国民革命。此时，蔡元培尚未回国。1924年夏，罗章龙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五大，会后去欧洲参加国际运输工会工作。他虽然到过德国，因工作繁忙，未能与正在汉堡大学研究民族学的蔡元培会面。1925年秋，罗章龙回国，到中共北方区委工作。1926年2月，蔡元培从欧洲归来，南下广州，去国民党中央工作。因此，在整个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们竟未能一起合作共事。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分裂，进入十年内战时期。蔡元培参加蒋介石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先后担任大学院院长、监察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要职。罗章龙则主要在上海全国总工会工作，从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工人运动。他们分道扬镳了。1931年，罗章龙和蔡元培的情况都发生新的变化。罗章龙因反对六届四中全会、进行分裂活动，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同年冬，又被他担任常委的“中央非常委员会”开除。从此，罗章龙退出政治斗争，转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编写（《中国产业史》。蔡元培在九一八事变后，政治倾向有了转变，主张对日抗战。1932年12月，他同宋庆龄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任副主席，参与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其他抗日分子等。
1933年4月8日，罗章龙在上海商会图书馆被捕，关押在市公安局。蔡元培闻讯立即派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所请律师唐明时前往探视，但遭拒。4月26日，蔡元培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写信，进行营救。信中说：“北大同学罗章龙，最近因共党嫌疑，在上海市商会图书馆被捕，现禁于市公安局，民权同盟所请律师往探，闻公安局谓案情重大，竟不许见，查罗君于十八年因政见不合，被共党干部派开除，近年专力著作，成中国产业史一百二十万言，其书稿弟曾寓目，搜罗甚富，为中国经济史料之巨制，其两年来在沪之时间精力，多消耗于各图书馆，似不应根据曾在共党之眼线报告，即加以危害民国罪名，务望令上海公安局，即日将罗章龙君释放，或移交上海地方法院，公开审判为幸”。汪精卫接信后，立即电上海市政府，谓如罗无暴动行为，当可从宽办理。4月28日，罗章龙被释放。
罗章龙获释后，拟前往河南大学任教，需要有北大毕业文凭，这张文凭也是来之不易的。1924年夏，是罗章龙应该在北大参加毕业考试的时候，但因他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五大和在西欧做国际运输工会的工作，不能回国应试，他给蔡元培写信说明这一情况。蔡元培知道罗章龙是中共中央的领导干部，在国外从事共产国际领导的工会活动，仍很痛快地答复说：“不能回来没关系，将来可以补考。”1925年，罗章龙回国到北大补考，推迟一年毕业了。正是这张北大毕业文凭，帮助罗章龙顺利地实现了去河南大学任教的愿望。罗章龙回忆说：从这一件事上足见蔡先生“对于正义行动、革命行动，是满怀热忱关怀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章龙西迁汉中城固，执教西北联合大学，仍常常怀念蔡元培这位使人景仰不衰的师长，期望能有再见面的机会。他没有料到蔡元培已于1940年3月病逝香港，上海一别，竟成永诀。
1983年2月，罗章龙在回顾这段往事时，写道：“被蔡先生这种民主作风和爱护青年、支持进步事业的精神笼罩着的北大，不仅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同时也成了中国优秀干部的培养所。这就是北大永远不能使人忘怀的原因。我对于蔡先生的深深怀念也鉴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