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时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书院或私塾学生使用的课本，只能称为蒙学读本。从传统蒙学读本向近代教科书转变的过程发生在晚清。晚清西学东渐，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教会学校开始使用新式教科书，90年代中后期，国人开始自编新式教科书的事业。从教会教科书，到国人自编的新式教科书，这是新式教科书的起步期。20世纪初，新学制开始建立，为了满足新学堂的大量需求，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诞生了。在规模的健全和编辑的规范性上，最新教科书都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成熟。
一 晚清新式教科书的起步期
科举时代，我国并没有“教科书”一词。“清朝末年，我国的儿童读物，大约分两种，一种是启蒙的，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日用杂字书》《日记故事》《幼学》等；一种预备应科举的考试的，例如四书、五经、史鉴、古文辞之类。”无论哪种儿童读物，都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应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产生了现代学制，根据现代学制，依学年学期而编写、使用；第二，有与之配套、专供教师使用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等教学参考书，教授书内容要包括分科教学建议、每课的教学时间建议等；第三，根据国家教学计划(课程方案)规定的课程分类(比如语文、历史、数学等)分门别类地分级编写出版和使用。”传统的儿童读物显然不具备这三个条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式学堂面世，新学制出现，适应新学堂新学制的教科书纷纷涌现。这是新式教科书的起步期，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晚清教科书起步期的第一个阶段体现为教会传教士编撰的教科书。西学东渐之后，新式教科书率先在教会学校使用。传教士利用创办学校作为传教的主要手段，学校需要相应的教科书，甚至“教会学校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好的和适用的教科书”。1877年，教会学校有了专业化的教科书出版机构——益智书会，同年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大会，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这是一个专门负责编辑出版和选用教科书的教会出版机构。当时出版和选用的教科书一部分是益智书会自己编辑出版的；另一部分是其他出版机构已经出版的西学著作，包括算学、博物、天文、地理、化学、植物、动物、心理、历史、哲学、语言等学科。传教士们选用教科书的原则是内容浅明易懂，编排体例由浅人深，适用于学校教育。教科书除了供教会学校以外，还向各地的传教区赠送。在1897年中国开始自编教科书之前，晚清各类新式学校采用的教科书绝大部分为教会机构所出版，其中主要是通过益智书会选用或出版的。益智书会的教科书不仅惠及了新式学校的学生和当时的知识分子，且对国人自编教科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不过，教会教科书的缺陷也一目了然：内容上，注重自然科学而轻视社会科学，出版体系并不完整；在编辑队伍中，传教士再怎么号称“中国通”，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知识结构仍存在着隔膜。因此，教会教科书虽然开创了晚清教科书的近代化历程，但这一历程的最终完成，则有待于国人自身的探索，尤其是民营出版业的努力。
19世纪90年代后期，国人开始自编教科书的事业，这是起步期的第二个阶段。国人汲取了教会教科书的长处，注重教科书内容的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和生动活泼。1897年，南洋公学设立相当于小学的外院。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等合编《蒙学读本》，“蒙学课本，共三编，是为我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因为体裁模仿外国课本，这种教科书具有明显的近代色彩。新式教科书的效果，以南洋公学创始者盛宣怀的话说：“外院学堂，令师范生分班教之。比及一年，师范诸生且学且诲，颇得知行并进之益。外院生亦多颖异之资，能专于学。”不过客观地说，这套教科书内容稍显深奥，“印刷则用铅印，又无图画”。1898年，上海三等学堂的创办者钟天纬决定探索一条由浅入深的识字之路，于是自编《字义教科书》，共12册计12个专题，特点是用白话文解释词义并进行组词，这是我国近代首部用语体文编写教科书的读本。同年，在无锡创办三等学堂的俞复、丁宝书、杜嗣程、吴稚晖等人也自编《蒙学读本》共7编，并于1902年在上海创办文明书局。这套教科书作为教学实践的结晶，从选材到内容都经过推敲和检验，内容生动活泼，编排由浅入深，形式新颖多样，适用于小学教学，影响非常大。该书经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审定，先由文澜书局石印，后由文明书局出版。“楷书石印，附有图画，形似内容，均比较美观，故盛行一时。不及三年，已重印十余版；在小学教育界占势力者五六年。”1902年，上海澄衷学堂教员刘树屏深感传统教育违背教学规律，批判传统教材“不责以日用行习之常，而反语以性与天道高远难行之旨，不循循焉师尼善诱之术，而唯束缚以立之威。”于是编辑出版8册《字课图说》，无论从选词到注音释义，还是分类编排，都非常注重儿童心理，注重教育的日常化和生活化。以上这四种教科书表征了国人对新式教科书的最初尝试，他们吸收了教会教科书的长处，探索了一条既尊重传统文化，又尊重儿童教育心理的教科书的编写方式，标志着我国近代教科书出版业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从总体上看，这四种教科书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依照，没有现成的规律可依循，所以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教科书出版体系，从而使知识的传授处于零散和被割裂的阶段。
二 晚清新式教科书的成熟期
1904年，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横空出世，标志着晚清新式教科书的成熟。它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中小学教科书，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教科书，它有三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首先，基本抛弃了传统教育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以近代分科设学的概念统筹出版，科目包括国文、算数(笔算、珠算、代数、集合、用器画等)、格致、化学、修身、地理、历史、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心理学、英文等十余种，学科建制更为健全。其次，按照学制要求来编辑课文，分编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和中学教科书，具有近代学制概念。时人评价道：最新教科书这种按学期制度编辑的方法，“实开中国学校用书之新纪录”。再次，它有教授法，即配合课本教授用的、与每学科、每册课文相适应的教授法用书。这是以前所有教科书都匮乏的。最新教科书自1904年开始陆续出版，仅初、高小就有11门32种156册，是当时我国小学教科书科目最完备的一套课本，从1904年一直发行到1911年底，发行量占全国课本份额的80％，为近代中国从学塾制的教学转入学校制的过程起了重要的辅助作用，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
综合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各方面的情形，可以看出它的诞生是近代中国知识界、社会变动的必然结
果。具体有如下两个因素：
首先，最新教科书的问世离不开张元济、高梦旦等近代启蒙人士的群策群力。张元济等人加盟商务印书馆，标志着商务印书馆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运营机构，而是普及教育、改良社会的一个思想启蒙重镇。商务的创始人夏瑞芳以经营印刷业起家，当他向编译出版业迈进时，他找到了张元济。张元济是戊戌维新时期的启蒙人士，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重视新式的教育事业，吸纳西方的教育理论，并有意借助出版新式教科书的东风，大力推进新式学堂的建设，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改良。据粱长洲的回忆：“商务印书馆编辑小学教科书的起因是张元济先生对当时市上通行各种教科书质量不满意。他在辛丑年底致友人论学校书里明确地提出了应把注意力从办高等教育转移到普及初等教育，并指出当时各种课本不合教育原理，应请懂教育有学问的人编新的课本。”最新教科书问世之前，商务印书馆做了许多准备工作。“本馆延请海内外通人名士，研究教育问题。……乃合群力、集众智、商榷体例、搜罗材料。”自1901年下半年起，商务请杜亚泉编了国文教科书《文学初阶》六册；1903年5月，张元济聘请爱国学社的教员蒋维乔、庄俞、徐隽等人编撰新式教科书；1903年冬天，张元济聘请从日本留学回国的高梦旦进入编译所，主持教科书的修订工作。高梦旦在日本留学期间，考察了日本维新事业，他认为日本维新成功的根本在教育，而教育的根本在小学这个基础。在与张元济交流时，“谈及小学教育和编辑小学教科书之重要，两人十分投契”。张元济、高梦旦等人在解释新式教科书编辑的缘起和编辑大意时，开宗明义地点出新式学堂建设成效微弱的根源：“我国仿西法设学堂，迄今几四十年而无明效大验者，弊在不知普及教育原理，无小学以立之基，无国文以植其本。贸贸然遽授以高尚学术、外国文字，虽亦适救时之用，而凌乱无章，事倍功半。所以行数十年而不得大收其效也。”因此，商务编辑的最新教科书，根据儿童教育学的原理，编辑方式“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已知及未知，按儿童脑力体力之发达，循序渐进，务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常识，然后进求古圣贤之要道，世界万国之学术艺能，庶几拾级而登，无或陨越”。可见，商务编撰的最新教科书，贯彻着张元济等启蒙人士对儿童心理、儿童教育的先进理念，承载着他们意图通过教育来改良社会的热望。
其次，编撰的最新教科书，是对晚清以来涌现的众多新式教科书的扬弃。新式教科书亮相于晚清，源于教会学堂教科书的示范，兴盛于新式学堂的创办。新式学堂的创办则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变动的结果，尤其是教育领域改革的结果。士大夫教育改革的倡导者，如张之洞、盛宣怀、廖昌丰和江标等省级官员，开始改组书院和创办新式学堂。新式学堂起初是零星的，而在1895年以后数目日渐增加，新式教科书应运而生。从近代中国第一本稚嫩的新式教科书——南洋公学外院的自编教科书，到无锡三等学堂的蒙学读本，再到商务印书馆成熟的最新教科书，小小一本教科书，既是新式学堂进行新式教育的迫切需求，更体现了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课程体系的变动，即在“实学”的名义下接受西方知识。“西方知识在实学的名义下得以在新课程中占有突出地位，这件事标明西方思想在传统的思想价值领域已被承认占有一席之地。”
西方知识在实学的名义下在新课程中占有突出地位，具体表现在如下两点。第一，在教科书中，扩大了教育内涵。南洋公学外院的自编教科书开篇并不鼓吹伦理道德，而是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1901年，南洋公学师范院修订了自编教科书，在编辑大意中明确指出了教科书借鉴西方教育观念，纠正了中国传统蒙学只重德育的教育偏见，兼顾德育和体育的编辑意图。在六十课的故事中，“属德育者三十，属智育者十五，属体育者十五。”即使教科书中保留着伦理道德教育内容，但编者在取材上也有所变化，他们不再从传统典籍中寻找素材，而是主要编译西方的作品。因为“如二十四孝之类，半涉迂诞，尤不足以为教，故概不登录。凡所捃拾，大半译自西书，略加点窜”。扩大教育的内涵在文明书局出版的无锡三等学堂的教科书表现得尤其突出。三等学堂经五年时间共编成七编，“前三编，就眼前浅近事物，引起儿童之兴趣。四编专重德育。五编专重智育，采辑子部喻言”。最新教科书借鉴了前人的有益探索，也根据德育、智育和美育的教育要点，精心选材。“一、本编德育之事，注重家庭伦理，使儿童易于实行。一、本编智育之事，只言眼前事物，不涉机巧变诈，以凿儿童之天性。一、本编颇重体育之事，以振尚武精神。”第二，教科书引入西方近代科学，强化了分科意识。比如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格致教科书中，在第一课释格致中指出：“就天然之现象，以窥其真迹，日观察。从器械作用之现象，以得其佐证，日试验。合观察试验，以为物理之研究，日格致。”文明书局崭露头角之日，正是日译教科书风行之时。诸如动物、植物、卫生、体操等科目的教科书，是传统社会匮乏的，文明书局通过学习和改良日译教科书，出版了适合中国儿童使用的近代教科书，较为系统地在教科书中体现了近代分科思想。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更是门类齐全，初小教科书包括国文、格致、算术、修身、笔算、珠算入门和地理7种，高小教科书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理科、算术、珠算、修身、农业和商业共9种；中学教科书则包括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代数、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等11种。
三 晚清新式教科书与白话文的关联
晚清以来的新式教科书有一个迥异于传统蒙学读本的特点：那就是编者们无一例外地注重文字的浅显化，新式教科书的文字从浅明的文言过渡到白话文。从近代新式教科书发展历史上看，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正处于承上启下的过渡期内。一方面，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继承了晚清以来新式教科书的创新之处，尤其是前人在编辑课文内容时的做法：采用简单明了的文字，以适应儿童的理解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确立了文字简明化和生活化的方针，并且将这种方针贯彻到底，日后的教科书必然会采用白话文。因为只有白话文才是最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生活化语言。所以当有识之士批判商务最新教科书采用的浅明文言尚有弊端，需要对教科书的文字进一步改革时，他们实际是按照最新教科书确定的方向前行，只是他们尚不自知罢了。
为什么在新式教科书中采用浅明的文字?当时的编者主要出于两个角度的考虑。第一是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新式教科书的编辑认为，传统中国的语言与文字相分离，即口头语与书面语判然两别。对启蒙阶段的儿童来说，他熟悉的是日常生活的语言，由于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巨大差异，导致他们很难理解书面语的意义。书面文字
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大障碍，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越过这个障碍。1901年，南洋公学在编辑大意中阐明：“我国文字语言，离为二物，识字之所以难也。其文序与语次相歧者，……童子尤难领悟，是编专取文语同次者，凡倒装语法，及文中所有，语中所无之字，概不阑人。”编者的解决方案是：教科书中的文字和语言相一致。商务印书馆的编者们也指出：“七八岁未经受教之儿童，脑力薄弱，思想简单，忽授以与言语毫不相涉之文字，其困苦万状，殆不可以笔墨化。”于是最新教科书中阐明：“本编虽纯用文言，而语意必极浅明，且皆儿童之所习知者。”商务印书馆蒋维乔说：“教科书之形式、内容渐臻完善者，当推商务印书馆之《最新教科书》。…在白话文教科书未提倡之前，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蒋维乔只指出了最新教科书的形式与内容的完备，其实更重要的是文字的创新，即浅明文言的使用，包括采用简单的文字，使用和语言一致的文字等等。第二是从教育目标的角度。晚清以来新式教科书的编辑者，尤其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者，其目的明确：教育的目标是要普及知识，改良社会，与此目的相违背的做法必须要舍弃，比如使用文言文。因为“泰西之读本，为科学(即天文地理之学)之管钥，亦笔札之资粮。过雅过俗，两不适用”。以媒介学者麦克卢汉的话说，媒介即信息。文言文不能表达新知识，甚至与新知识相冲突。所以舍弃古雅的文言文，适用浅明的文字，这是时代的要求。如果继续用文言文，“也只造就少数勉强能文的高材生，跟所谓国民教育相差太远”。如果要造就适应时代的新人才，必须用简明的文字传播西方知识。这是编者们从儿童心理学、教育学摸索出的必然规律，也是教科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为什么最新教科书使用浅明文言尚且不够，日后的教科书仍需进一步改革，乃至于使用白话文?吴研因批评“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的文言，虽然比蒙学读本、蒙学课本的文言，简明了些，但是要儿童了解，仍是很不容易”。在他看来，最新教科书采用了浅明文言并风行一时，但浅明文言依然是文言，不能克服文言语意烦琐的弊端。于是吴研因等人在江苏苏州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实行了用白话文自编教材，“后来索性中年级也用白话了。……到了1917年，我亲自主办一师附小的时候，除了高小语文仍用文言教学以外。高小其他科目和初小各科，凡是要用文字教学的，一律改用了白话。”五四运动以后，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风起云涌，加之北京教育部竭力提倡国语，于是1920年以后出版的小学教科书，例如商务的《新法教科书》、中华的《新体教科书》等都采用了白话编辑，文言教科书渐被淘汰。最新教科书确立了教科书中选取文字的原则：简明化和日用化。一旦确立了这一原则，文字必然从浅明文言过渡到白话文，因为只有白话文才是真正简单通俗、生活气息浓厚的文字。
这里有一问题需澄清：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提倡“国语的文学”，否认了国语教科书对白话文运动的推动力量。他说：“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面学习国语?所以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很要紧，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白话文运动兴起于1917年，距离最新教科书诞生的1904年已有13年之久，当年的小学生已长大成人，他们天然青睐白话文，不仅大量购买阅读《新青年》等白话文杂志，且在五四运动之后，“各地的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学生为何青睐白话报刊，一方面如胡适所说“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另一方面则是教科书的功劳。
四 晚清新式教科书的价值
综观晚清以来的新式教科书，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新式教科书既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需求，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一方面，转型时代的近代中国，由于新式学堂的纷纷创办，为新式教科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新式教育催生新式学堂，新式学堂催生新式教科书，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另一方面，近代的出版人胸怀远大的理想，他们的出版并非单纯的商业活动，而是文化创新行为。新式教科书的受众是少年儿童，这就意味着新式教科书的出版意义深远，它将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于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一代新人。教科书逐渐完备之际，也就是近代教育发达之时，更是近代人才勃兴之日。
其次，新式教科书确立了科学理性的态度。晚清以来的新式教科书非常注重科学理性的启蒙，教科书不但按照现代科学的门类编撰，且学科知识结构本身不断逻辑化和系统化。在内容方面，随处可见诸如“电话、望远镜、汽机、时辰钟、显微镜”等现代发明，同时教科书提倡自然科学的实验、实证和逻辑方法，并引入了大量的科学名词和术语。教科书对科学理性的追求，使得原本沉浸在子日诗云中的学子从皓首穷经的学问之路转向了新的科学天地，培养了学子们的科学精神。胡适那一代的知识精英高度评介商务印书馆的工作，认为“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甚至于“当然比北大重要多了。”
再次，新式教科书促成了民营出版业的迅速崛起。事实上，许多民营出版机构的发生发展都和教科书息息相关。1906年，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数目共102册，其中民营出版机构发行的就有85册，分别为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和时中书局三家。商务印书馆如果不借助于教科书的出版，很难在短期内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也不可能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作出巨大的贡献。陈叔通说：“商务发财主要是靠教科书。”中华书局1912年以2.5万元开张，以出版发行教科书获得厚利，资金增长很快。以教科书出版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民营出版业，不仅使近代中国出版业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即出版业的中心由教会书局和官办书局转向了民营出版业，同时成为近代经济的重要门类，以自身的繁荣为近代都市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当我们将研究的目光投向晚清以来的新式教科书时，无论是在编辑理念、编辑方式，还是内容选择、语言选择以及价值观念上，都能清晰地看到教科书一步步地从科举时代的传统读物中脱胎换骨。晚清新式教科书的发展，对近代社会影响深远，不仅推动了教育变革，同时促成了价值观念的更新。且创建了新的经济门类，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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