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东笔名学凡，任职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中国知名石刻研究专家。曾主持或参与设计：实施云南真庆文化广场城市雕塑及石刻文物复仿制工程、中国自来水博物馆文物复仿制工程、北京国子监孔庙博物馆石碑紧急抢救工程等。并参与《丰台区石刻》《平谷石刻》《府学贞石录》等书的编纂工作。曾获得“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先进个人”和“文物保护与传承贡献金奖”等荣誉。是中国较早关注、研究道县石人的专家之一。
2008年初，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道县田广洞村鬼崽岭发现一个埋在地表层的地TA物石雕像群，石人数量成千上万。这—发现经中央电视台等数家媒体多次报道后，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如此大规模、多数量、异形态的石人令所有目睹者既惊讶又不解。道县田广洞村有700多年历史，祖祖辈辈都把裸露在地表的这些石雕像称为“鬼崽崽”，并把发现石人的山称为“鬼崽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石人埋在这里呢?记者曾多次接到询问电话，甚至有藏家表示自己就藏有同类风格的造像。为使读者对道县石人相关问题有深度了解，特对刘卫东先生进行了专访。
记者：《收藏·趋势》2011年第2期曾刊发您《湖南道县石人，不可以说完》一文，文中您将众多道县石人分为三个时期，即史前期：至4000年以前。绵延数千年或万年不等；先秦期：尧舜禹汤文武时期。距今4000年左右；唐前后期：距今1500年前后。对此读者反响很大。现在
您是否有了新的观点?
刘卫东：大的分期不会有大的变动，因为这是分期的第一层。可能有再下层的分期。新的观点取决于新的发现，新的发现取决于新的发掘，新的发掘取决于当地文物部门的真正重视，真正重视了思想转变了，才能有新的结果。
现在我仍认为道县所发掘的石人大致是三个不同时期的产物。—期石人上身瘦长，头顶呈尖形上指，与原始氏族纪念、宗庙祭祀，原始宗教有关系。二期石人粗具衣着服饰，脸部扁平，与原始民族祭祀有关，如苗族。三期石人坐姿、站姿、武器装备都已可见，与民俗与宗教有关，如“替罪石人”。
记者：现在可以确定仅道县一带石人的数量吗?
刘卫东：仅仅在道县，亮出地面的石人早已不下3000个，但按概率推算至少应是10000个左右。我认为鬼崽岭小山实际上是史前人给我们留下的一座较大型的祭台，最初上面布满了用作祭祀或纪念用的石人，当然也有后来陆续追补进去的。我们仅在山前一处用铁锹挖下去2米，就发现了近9层叠摞的石人，那么周围呢?
记者：这真是一个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那您考证三期石人中最早的是什么年代的?
刘卫东：根本就没有绝对的断代，只有理论上的推测，因为现在国内的检测仪器尚无法检测不合有机物的文物，而面对此类如玉、石等材质的文物，我们必须彻底否定在地球上仅有一次人类“从无到有”的理论。如果看到那些“太湖石状石人”，按“地龄”计算，它们可能至少有1万年以上的历史了，甚至有可能达到上百万年。
记者：如果这些石人中有的是1万年前的产物，那当地是否也发现了同时期的人类文明痕迹，可以相互佐证呢?
刘卫东：附近留下许多古代文人题刻的“月岩”就曾是一座“天坑”，旁边还有自然“大石棚”，稻田中有填不满的“月亮池”，汉代崖墓之下我还曾亲自捡拾到一件史前野兽化石，已交到当地文物部门了。其附近“玉蟾岩”亦曾留下古代文人的许多摩崖题刻。附近还曾出土过12000年前人工培育的稻米实物，这是美国科学家得出的结论。
中国乃至世界的史前文明，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避而不谈，我们原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将不再能自圆其说了!
记者：按照您的观点，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不论人类生活在哪个地区。都有可能制造此类石像。
刘卫东：这确实是一个“全球性”“不约而同”的规律。你不用设想它能否互动，能否相互影响，可能还不仅如此呢!我国如东北的“大石棚”，新疆巨型骷髅头，西藏巨人遗骸，古蜀国玉雕(远不止三四千年前)；国外如英国的“巨石阵”，意大利复活岛“石人”，埃及“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美索不达米亚“亚当夏娃的脚印”等，其时间、来源、演变、诠释，并非皆像以往学者们解释的那样。人类很多文明遗址、遗迹实则都具有某种共性。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有必要改变传统观念，并加以认真研究。
记者：无论道县哪一时期的石人。将它们与中国其他地区进行横向比较。是否还发现有同类的?其他地区有藏家反映，自己就藏有此类造像，您怎么看?
刘卫东：按整体来说，是有同类的石人的，但是只有同是晚期的，而没有同是早期和同是中期的石人。如广西、江苏也有类似的，仅仅是类似于晚期“替罪石人”的石人。我看了—下广西富川的石像，就是属于第三期的。从你带来的藏友的这一批石像照片看(该批石人是藏家偶然发现于苏州某郊区的)，大多亦是第三期的。
记者：如此庞大的造像群体，在历史上其他地方应该也有发现。但人们一直在此处造此类像，目的何在?
刘卫东：由于历史、地理、宗教、民俗及考古死角等原因，直到明清时期，当地史志上才初见对道县石人的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基本无人问津。可以说，第一期与第二期拉的时间最长，或许就是若干万年了，即便是续雕再刻，也很难说是“连续不断的”。到了第三期，实际上人们已经仅仅是在“追风”了，前人怎样，后人效法，也许是为了“替罪”，也许是出于传统，或者是因为民俗的原因，已经相当盲目了。中间应该有断层，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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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现在很多人将道县石人与陕西兵马俑作对比，认为那么多的石人所起的作用等同于兵马俑守卫秦始皇陵，您认可这个大胆的猜测么?
刘卫东：这是一家之言，无可厚非。这是在量上看到了道县石人与兵马俑的共同点；又因为兵马俑的研究比较成熟了，将道县石人的推测往上靠一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两千年前的兵马俑是秦始皇的守坟俑，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难道比之更早数千年乃至数万年的“鬼崽石人”也是这样的用途吗?而且，兵马俑只是产品，大多是用模范制作的；而石人每一件都是作品，一件一个样，在这一点上，二者不同。
记者：从外观看，这类造像面目身躯模糊，与古代传世的精美的佛道二教石刻造像反差较大，从专业的角度您认为这类造像是怎么制作的?出自何人之手?工艺如何?另外，古时佛教雕刻的发愿文中多次提到“荆山之玉”，说明造该像时所选石质的精良，这些道县石人雕刻所用的石头是从何而来?
刘卫东：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石人，是经过了若干年风风雨雨、风吹日晒、风雨磨蚀的石人，尤其是第一、二期的石人，其最初状态并非如此，它们大多采用圆雕手法雕成，原本应眉眼清晰、四肢明辨、姿态万千的。随着岁月的增长，面容身貌逐渐模糊不清了，难怪有人说它是磨制出来的。其实磨制并非古人的主要雕刻手法，而是辅助手法之_，也即“后处理”阶段的方法之一。造成这些石人外形模糊的真正原因应是“岁月磨蚀”。
古人写文作诗典故，实际上“荆山之玉”只是“卞和献宝”故事的璞玉产地而已，仅仅是借喻。其实荆山之玉只是地方玉，以后并不著名，亦不珍贵。古人早就有“玉”“石”之辩了，《山海经》中还有对玉种类的介绍等。在南北朝“像法时”兴起造像运动时及其以后，玉是“玉”、石是“石”，但毕竟文学也是文学、修辞还是修辞呀!在造像题记中，也经常可以看到有“贞珉”“美石”“燕石”“白石”“燕玉”“白玉石”等词，所说就是纯纯粹粹的石头了。道州石人的石质，大多为就地取材，距湖北制山最多不过5公里地。
记者：这类造像风格接近。多无发愿文。我们如何进行断代?
刘卫东：发愿文一类，最早存在于佛教造像中，用于道教，也是后来才有的。道县第一、二期“石人”的年代，远远早于佛教造像的最初时代，所以没有文字可据，这正是断代的难点所在，更需辅以科技手段和科学的分析。断定其时代，现在主要根据它的风化痕、风化程度等。由于目前考古发现没有可比性，故需将所有鬼崽岭石人进行比较，寻找规律，得出结论。这就更需要社会予以足够重视，多学科专家共同进行深入研究、探索。
另外，上述问题牵扯到史前文明的问题，似乎值得结合考古发现、文物、遗址、现场、迷信习俗等，通过我们客观、正确的思维展开讨论，这是关系到中华文明深源原工程的大事啊!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藏家
所藏此类造像，市场价位如何?
刘卫东：真正是文物行里的人是最忌讳谈文物价格的，因为他不希望文物在藏家手中流通，最好都放到博物馆中才好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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