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场面；古松下有一位老者，身着大袖宽袍，手持灵芝，一只梅花鹿在交流；沿山峦曲径处有两个采灵芝的童子；深处为层叠山岩，是以高浮雕、浮雕手法错落地雕出山岩、古松，给人以深邃之感。其他岩石均用陷地深刻的犀利刀法向内侧，给人陡峭、险要、石质坚硬之感。
通过分析这几件作品所雕刻的人物形态，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均充分地表现出了文人墨客的审美情趣。文人们将自身对自然山水和生活的感悟，融入笔筒的刻画中。从欣赏和使用笔筒的过程中，体味大自然的山水丛林带来的那种忘却尘世的高雅情趣。在画面意境表现的同时，展露出文人墨客那种自由自在，与世无争的境界。
山林是文人精神寄托和修身养德的主要场所。竹木笔筒雕刻中的这类人物故事，大多数都发生在隐逸的山林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心理，传承和沉淀于中国文人们的血脉之中。它的影响绝不仅限于那些归隐山林的隐士，也渗透进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处世方式、价值判断、甚至人格追求之中。画工们由于受当时文人墨客崇尚自然的影响，也乐于在笔筒雕刻的画面中，表现文人们所喜爱的场景，让人从其中感受到一种悠然的情怀。
有的学者指出：“笔筒自诞生之始直至明清时期的盛行，始终被当作文人墨客钟爱有加的文房雅物，而被文人雅士寄托了丰富的情感与内涵，它所包寓的文化性与艺术性，已远远超越了其作为文房用具的实用范畴，彰显出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对中国的文人雅士来说，营造一个优雅的读书环境，配之以雅致的文房器物予以随时把玩，有时甚至比读书还重要。
一件刻满了文人理想生活的人物性题材的竹木笔筒，几乎可以满足文人们全部的精神需要、审美需要和生活需要。一方面，这种笔筒文化能够直接参与文人的风雅之事，他们在独自使用或者雅聚时拿它们进行把玩；另一方面，这些在笔筒上雕刻的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也成为了文人士大夫用以标榜自己文化情操，取得一种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