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的滋生与发展演进
日俄的旅顺之战，枪弹横飞，炮轰雷鸣，破坏了中国大好山川、河流及海洋，更给当地居民造成重大伤亡。据盛京将军赵尔巽于１９０５年９月向朝廷的奏报，俄军炮火伤亡我居民６４７人，日军炮火伤亡我居民１７８人，财产损失折银７００多万两，又钱币２５００多万吊。翌年４月２７日，清朝政府曾向俄使索赔，却遭到拒绝。是否也向日本提出过索赔？未见到有关资料。
日、俄战争使俄国遭到失败，日本也深感精疲力竭，两国都无力再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出面调停，促使日俄两国各自派出全权代表，在美国朴茨茅斯举行谈判，于１９０５年９月５日（一说８月２９日）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正式宣告战争结束，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因此还古怪地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一侵害中国东北地方权益的条约，主要内容是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拥有优越的利益；俄国将旅顺、大连“租借权”让给日本；俄国将长春至旅顺铁路及其支线和附属煤矿让给日本；俄国将库页岛南部（北纬５０度以南）让给日本。俄国则把势力退缩到中国东北的北部。
通过日俄战争获得在中国东北巨大利益的日本政府，紧接着要求清朝政府对其所掠夺来的利益加以认定，并于同年１１月１７日，逼迫清廷与其签订了《东三省事宜条约》。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诺俄国让与日本的满洲权利；中国加开辽阳、新民屯、铁岭、凤凰城、通江子、法库门、长春、哈尔滨、吉林城、宁古塔、珲春、三姓（依兰）、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和瑷珲１６处商埠；日本经营安东（今丹东）至奉天（即沈阳）铁路１５年；中日合办木植公司，开采鸭绿江右岸木材。
在此条约签订前的９月２６日，日本制定了关东总督府勤务令。据此，日本于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１８日，在中国东北南部的辽阳城设立了关东总督府，直接隶属日本天皇，以陆军大将大岛义昌为总督，总揽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侵略殖民的大权，是日本驻中国东北军队和其他机关的总领导。总督府既统帅满洲军，又是关东州这一殖民地及满铁附属地民政的监督和统辖机关。１９０６年４月，关东总督府由辽阳迁往旅顺。同年７月３１日，日本将关东总督府改称为关东都督府，下设陆军和民政两部，以管理被其占领地区的军事和民政事务。关东总督和第一任关东都督由日本陆军大将大岛义昌担任，其继任者顺次为大将福岛安正、中将中村觉、中将中村雄次郎。在关东总督时期，最初日本向东北派驻４个师团，不久便改为两个师团，即第十四和第十六师团。１９０６年２月２８日，日本陆军省下令在中国东北建立６个大队的独立守备队，由关东都督指挥。１９０７年编成后，将６个大队分别配置于公主岭、铁岭、沈阳、连山关、大石桥和瓦房店等地。日军师团驻屯我国东北的数量从１９０７年１０月起改为一个师团，每两年换防一次。这个师团和６个守备大队，都由关东都督府下设的陆军部领导。日军常驻东北师团轮流换防情况如下：
１９０７年１０月至１９０９年９月 第十师团
１９０９年９月至１９１１年４月 第十一师团
１９１１年４月至１９１３年５月 第五师团
１９１３年４月至１９１５年５月 第二师团
１９１５年４月至１９１７年５月 第十七师团
１９１７年５月至１９１９年５月 第七师团
１９１９年５月至１９２１年４月 第十六师团
１９２１年４月至１９２３年４月 第十五师团
１９２３年４月至１９２５年６月 第六师团
１９２５年６月至１９２７年４月 第十师团
１９２７年４月至１９２９年４月 第十四师团
１９２９年４月至１９３１年５月 第十六师团
１９３１年５月以后是第二师团。
１９０７年７月３０日，日本和俄国签订了第一次密约，暗中把中国东北划分为“南满”和“北满”两区，日占南满，俄占北满，互不侵犯。
早在这年４月，清朝政府鉴于过去２００多年来为保护自己所谓帝业风水而不准其他民族、特别是汉人移住东北，致使东北地区人口稀少、文化和产业落后这一教训，改变过去的将军制度，设立东三省总督和奉天、吉林、黑龙江巡抚，实行移民实边，在东北采用对外开放政策，引入英、美势力，以此对日、俄进行遏制。为维护自己在东北的既得利益，日、俄两国在圣·彼得堡签订第二次密约，具体有“协定”３条，“密约”６条。“协定”宣称要维持两国在东北的现状，“密约”的主导思想是共同抵制美国的竞争，以维护各自在东北的特殊利益。其内容还有俄国承认日本侵略朝鲜，日本承认俄国入侵中国伊犁和“外蒙”；重申日俄在第一次密约中所划定的势力范围，互不侵犯各自在满洲的特权，共同保护彼此在满洲的利益。由于日俄拼命维护自己在东北的利益，并联手抵抗英、美对东北的渗入，所以竭力反对英、美计划建筑辽宁新民屯至法库门的“新法铁路”。尽管拟议中的与日本的南满铁路平行的这条铁路将延伸到黑龙江，并和清廷签订了协议，但因日本的强烈反对而不得不胎死腹中。中美于１９０９年签订了“锦瑷铁路（锦州至瑷珲）”借款合同，也由于日俄齐声抗议而作废。美国随后又建议东北铁路由有关列强承购管理，或由列强共同修建锦瑷铁路，以使铁路实现中立，还因日俄极力反对而成泡影。这些措施的采取，显然是有利于日本势力和其关东军的发展的。
１９１９年，关东都督府改称关东厅。同年４月１２日，其军政合一形式得到改变，实行军政分离，公布了关东军司令部条例（军令第１２号），使关东军成为日本天皇直接领导的留驻中国东北的武装力量。从此时开始到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一直为１个师团和６个独立守备队，兵力约有１０４００余人。日本先后有十多个师团曾作为关东军驻扎过中国东北。关东军统辖的６个独立守备队，每队为９００人，共５４００人，独立守备队司令部一直驻扎在公主岭。
由日本天皇亲自任命的关东军司令官，都由大将或中将担任。从１９１９年关东军司令部成立到１９４５年覆灭，其司令官的名字依次是：１９１９年为立花小一郎，１９２１年１月为河合操，１９２２年５月为尾野实信，１９２３年１０月为白川义则，１９２６年７月为武藤信义，１９２７年８月为村冈长太郎，１９２９年４月为英太郎，１９３０年９月为菱刈隆，１９３１年８月为本庄繁。这９任司令官任职时全部为中将级，后来除村冈仍为中将外，皆被升任大将，武藤信义还晋升为元帅。
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作恶愈来愈甚，对东北的控制愈来愈严，因此有必要对１９３１年８月之后的关东军司令官，依次作一介绍。
１９３１年８月至１９３２年８月，关东军司令官是本庄繁。此人在日本陆军部颇有威望，尤其得到田中义一大将的重视。他曾担任过张作霖将军府的顾问、驻华使馆武官，对中国特别对中国东北十分熟悉，策动侵华的阴谋分子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军官，都是其得意的幕僚。他以中将资格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后，挑起了“九·一八”事变，成立伪满洲国，利诱溥仪、罗振玉、郑孝胥等一心恢复清朝的野心家与他签订卖国密约，为日本侵略和掠夺中国打下了基础。因他谋划和侵略中国有功，在１９３２年８月调回日本陆军部后，升为大将，担任要职。退官后任日本国际红十字会总裁，曾在１９４２年以“满洲会”会长的身份来“新京”（长春）参加伪满建国１０周年庆祝活动，日本投降后自杀。他担任关东军司令官时，参谋长是三宅光治少将和桥本虎之助少将，这二人后来都升为中将。
１９３２年８月至１９３３年７月，关东军司令官是武藤信义。这是在日本颇有名气、战功赫赫的人物，大正年代就是大将，曾做过参谋本部次长、教育总监和军事参议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率军占领过苏联西伯利亚。他以大将资格担任了关东军司令官、驻伪满大使和关东厅长官之后，颇受世界注目。到东北不久，他便升为元帅，与伪满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规定了控制伪满的详细办法，并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设立专管伪满政务的第三课（后改为第四课），巩固了日满一体的关系。他于１９３２年７月２７日在任内死后，被日本天皇授予男爵勋位。他的参谋长为小矶国昭中将，冈村宁次少将是其副参谋长。
１９３３年７月至１９３４年１２月，关东军司令官是菱刈隆。此人以严肃果敢而著称于陆军部内，在研究中国问题方面堪称军中之魁。他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后，同意将伪满“执政”改为“皇帝”，实行帝制，将专管伪满政务的第三课改为第四课，对伪满的统治更为加强。他对伪满省区和军管区作了调整，还进行了收买北满铁路即旧中东路的工作。他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被调回日本国内任军事参议官。其参谋长为小矶国昭中将，小矶任第五师团长后为西尾寿造中将，板垣征四郎为其副参谋长。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至１９３６年３月，关东军司令官是南次郎。“九·一八”事变时，此人为陆军大臣，还在陆军部、参谋本部担任过要职，是策动日本侵华的老手。他以大将资格任关东军司令官和驻伪满大使时，关东厅已撤除，在全权大使下设立关东局总长。他撤换郑孝胥，改任张景惠为伪满国务大臣，对伪满军政两界作了调整。１９３６年２月，日本发生青壮年军官挑起的“二·二六”事件，他于３月调回参谋本部任参谋总长，后任朝鲜总督。他任关东军司令官时，参谋长是西尾寿造中将，板垣征四郎为副参谋长。
１９３６年３月至１９３９年９月，关东军司令官是植田谦吉。这位典型的老牌军官，作战中失去一条腿，为效忠天皇，免除后顾之忧，从未结过婚，担任过驻天津日军司令。到任后，为日军侵华服务而在伪满实施产业五年计划，还发动了与苏联交战的诺门罕事件，日军战败，他也于１９３９年９月被调回国内。其参谋长是板垣征四郎中将，板垣任第五师团长后接任的是东条英机中将，东条调离后为木村兵太郎中将。
１９３９年９月至１９４４年７月，关东军司令官是梅津美治郎。这位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毕业生，担任过军务局课长、参谋本部课长兼陆大教官、联队长、通信学校研究部长、参谋本部总务部长、驻中国日军司令官，曾和何应钦订立过协定，还当过第二师团长和陆军次官。他个头不高，表面上谦恭文雅，态度和气，其实却是面善心狠，是位穷凶极恶的大将级司令官，１９４４年７月回参谋本部任参谋总长。其参谋长先为饭村穰中将，后为笠原幸雄中将。
１９４４年７月至１９４５年８月，关东军司令官是山田乙三。这位日本正在走下坡路时的司令官个头不高，面孔苍老，在苏军进攻之时带头逃往通化，做了俘虏，因搞细菌战，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最高刑期２５年。其参谋长是秦彦三郎中将。
关东军司令官权力很大，但在作战和动员计划等方面，要接受日本参谋本部之参谋总长的指挥。关东军司令官指挥着日本驻东北的师团和独立守备队等侵略军，因而其司令部机构庞大，在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司令官之下有：
海军司令部（驻东北海军）
旅顺重炮兵团部
独立守备队司令部
旅顺要塞司令部
宪兵司令部
陆军军法会议部
卫戍病院部
陆军仓库部
特务机关部
人事部
法务部
兽医部
医务部
经理部
兵器部
副官部
参谋部
伪满洲国成立半年之后，为加强对伪满的控制和对苏战备，关东军司令部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３０日从沈阳迁到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内，新建关东军司令部大楼落成后，又迁到新址，一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也再未变更过。此时的关东军司令部设置及人员情况如下：
司 令 武藤信义大将
参谋部
参谋长 小矶国昭中将
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
参谋 斋藤弥平太（大佐）等１３人
部附 堤雄平（少佐）等８人
副官部
副官 筱原次郎（大佐）等４人
管理部
部长 筱原次郎（大佐）（兼）
部员 志波信孝（少佐）等３人
兵器部
部长 富冈辰次郎（大佐）
部员 合屋成雄（大尉）等５人
经理部
部长 佐野会辅（主计总监）
部员 杉浦章（二等主正）等２０人
军医部
部长 伊藤贤三（军医监）
部员 家原小文治（二等军正）等４人
兽医部
部长 田崎武八郎（一等兽医正）
部员 松原茂平（三等兽医正）等４人
法务部
部长 大山文雄（法务官）
部员 冈田痴一、古川清一
军司令部附
多田骏（少将）、板垣征四郎（少将）等９６人
关东军司令部迁到长春的同时，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也一起迁来。其人员和所辖宪兵队是：
司令 桥本虎之助少将
副官 上砂胜七（宪兵少佐）等２人
部员 坂本俊马（宪兵中佐）等４人
部附 大村贡
宪兵队司令部下辖有奉天、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锦州宪兵队。
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于１９３３年７月２７日病死在长春后，日本天皇裕仁于同年７月２９日，任命曾在“九·一八”事变前担任过关东军司令官的菱刈隆大将前来接任。菱刈隆到任后，对关东军司令部作了如下调整：
司令官 菱刈隆大将
参谋部
参谋长 西尾寿造中将
副参谋长 冈村宁次少将
第一课
参谋 冢田次（大佐）等９人
部附 矢野音三郎（大佐）等５人
第二课
参谋 喜多诚一（大佐）等９人
部附 酒井直次（中佐）等１３人
第三课
参谋 原田熊吉（大佐）等５人
部附 尹相弼（少佐）等２人
第四课
参谋 秋山义隆（中佐）等２人
部附 宫胁襄二（少佐）等２人
副官部
副官 上野勘一郎（大佐）等４人
部附 丹羽玄（少佐）等２人
管理部
部长 上野勘一郎（兼）
部员 泉可畏翁（大尉）等２人
兵器部
部长 木村弘人（大佐）
经理部
部长 铃木熊太郎
部员 金山几太郎等４９人
军医部
部长 井贞吉
部员 森岛侃一郎等３人
兽医部
部长 渡边中
法务部
部长 竹泽卯一
特务部（新设）
部长 西尾寿造（兼）
部员 高尾庸彦等２４人
交通监理部（新设）
部长 大村卓一
部员 片村四八等１３人
军司令部附
兵事 小村准等３人
谍报 土肥原贤二等１５人
军政部顾问 多田骏（少将）等５３人
吉林省警务顾问 儿岛正范
铁路 安达二十三等４人
大使馆嘱托 植木镇夫等３人
通信
船舶
兵站
无线电教育 鸠育成
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兵力不断增加，各个时期都有变化。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前的关东军共７个师团：
第二师团 驻牡丹江
第四师团 驻佳木斯
第八师团 驻东宁
第十一师团 驻哈尔滨
第二十师团 驻绥芬河
第一师团 驻孙吴
第七师团 驻齐齐哈尔
另有独立混成第一、第十旅团
骑兵第一、三、四旅团
独立山炮第四联队
野战重炮第九联队
高射炮第十二联队
铁道第三联队
第一至第五独立守备队
每个师团定员为１０５８３人。
１９３９年之后的关东军：
司令官 梅津美治郎
直辖部队
第五师团长（甲）
第一独立守备队
第二独立守备队
第五独立守备队
第九独立守备队
第三军司令官多田骏，参谋长前田正实（驻牡丹江）
第二师团长（甲）安井藤治
第八师团长（甲）
第十二师团长（甲）
第四独立守备队
第五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参谋长仓茂周藏
第四师团长（甲）
第七师团长（甲）园部和一郎
第十一师团长（甲）
第六独立守备队
第四军司令官中岛今吾，参谋长牟田中廉也（驻孙吴）
第一师团长（甲）
第十四师团长（甲）
第八独立守备队
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参谋长藤本铁雄（驻海拉尔）
第二十三师团长（机械化）井上政吉
第八国境守备队
第三独立守备队
同时还有：
第一战车师团，师团长为安冈正直
第二飞行集团，集团长为仪峨彻二。
１９４１年７月“关东军特别演习”之后的关东军：
司令官 梅津美治郎
参谋长 笠原幸雄
直辖军队
第二十九师团（乙）（驻辽阳）
第一一一师团（丁）（驻通化）
第七独立守备队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喜多诚一（驻敦化）
第一二七师团（丁）
第三军司令官根本博（驻延吉）
第十二师团长（甲）（驻东宁）
第七十一师团长（丁）（驻汪清）
第一国境守备队
第九国境守备队
第四独立守备队
第五军司令官饭村穰（驻牡丹江）
第十一师团（甲）（驻东安）
第二十五师团（甲）（驻鸡宁）
第三骑兵旅团
第二国境守备队
第三国境守备队
第四国境守备队
第十国境守备队
第十一国境守备队
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淳（驻沈阳）直辖军队
第一Ｏ八师团（丁）（驻赤峰）
第一Ｏ一二师团（丁）
阿尔山驻屯队
第三独立守备队
第四军司令官横山勇（驻孙吴）
第五十七师团（乙）（驻山神府）
第五国境守备队
第六国境守备队
第七国境守备队
第十三国境守备队
第十四国境守备队
第八独立守备队
第六军司令官十川次郎（驻海拉尔）
第二十三师团（机械化师团）（驻海拉尔）
第八国境守备队
关东防卫军司令官
第一独立守备队
第二独立守备队
第五独立守备队
第九独立守备队
第二航空军司令官板花义一
装甲兵司令官
第一战车师团长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之后的关东军：
总司令官 梅津美治郎
参谋长 饭村穰
直辖军队
第二十七师团长（甲）（驻锦州）
第二十九师团长（甲）（驻辽阳）
第七独立守备队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驻敦化）
第二十八师团长（甲）（驻哈尔滨）
第二军司令官（驻延吉）
第七十一师团长（丁）（驻汪清）
第九国境守备队（驻珲春）
第三军司令官（驻牡丹江）
第九师团长（甲）（驻掖河）
第十二师团长（甲）（驮）（驻东宁）
第一国境守备队（驻虎头）
第四独立守备队
第二十军司令官上田良月（驻虎林）
第八师团长（甲）（驮）（驻虎头）
第二十五师团长（甲）（驮）（驻鸡西）
第二国境守备队（驻东宁迄林）
第三国境守备队（驻东宁迄林）
第十国境守备队（驻东宁迄林）
第十一国境守备队（驻东宁迄林）
第五军司令官（驻东安）
第十师团长（甲）（驮）（驻佳木斯）
第十一师团长（甲）（驮）（驻东安）
第三骑兵旅团长
第四国境守备队
第十二国境守备队
第六独立守备队
第二十四师团长（乙）（驮）（驻林口）
第二方面军司令官阿南惟几（驻齐齐哈尔）
直辖部队
第十四师团长（甲）（驻齐齐哈尔）
阿尔山驻屯队
第三独立守备队（驻昂昂溪）
第四军司令官横山勇（驻孙吴）
第一师团长（甲）（驮）（驻孙吴）
第五十七师团长（乙）（驻山神府）
第五国境守备队
第六国境守备队
第七国境守备队
第十三国境守备队
第八独立守备队（驻北安）
第六军司令官喜多诚一（驻海拉尔）
第二十三师团长（机械化师团）（驻海拉尔）
第八国境守备队（驻海拉尔）
装甲军司令官
第一战车团
第二战车团
第三战车团
关东防卫军司令官
第一独立守备队（驻奉天）
第二独立守备队（驻长春）
第五独立守备队（驻哈尔滨）
第九独立守备队（驻承德）
第二航空军司令官铃木率道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前夕的关东军及其编制：
关东军总司令官 山田乙三
总参谋长 秦彦三郎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喜多诚一（驻敦化）
参谋长樱井镣三
第三军司令官村上启作（驻延吉）
参谋长池谷半次郎
第七十九师团长大田贞昌（丙）（驻图们）
第一一二师团长中村次喜藏（丁）（驻珲春西部）
第一二七师团长古贺龙太郎（丁）（驻图们南部）
第一二八师团长水原义重（丁）（驻罗子沟）
机动第一旅团长木下秀明
独立混成第一三二旅团长鬼武五一（驻大碱厂）
第五军司令官清水规矩（驻掖河）
参谋长河越重员
第一二四师团长椎名正健（丁）（驻穆棱）
第一二六师团长野沟贰彦（丁）（驻掖河）
第一三五师团长人见与一（丁）（驻掖河）
第十五国境守备队长西胁武
第一三四师团长井关仞（丁）（驻方正）
第一二二师团长赤鹿珏（丁）（驻南虎头）
第一三九师团长富永恭次（丁）（驻敦化）
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淳（驻奉天）
参谋长大坪一马
第三十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驻新京）
参谋长加藤道雄
第三十九师团长佐佐木真之助（甲）（驻四平）
第一二五师团长今利龙雄（丁）（驻通化）
第一三八师团长山本务（丁）（驻抚顺）
第一四八师团长末光元广（丁）（驻新京）
第四十四军司令官本乡义雄（驻奉天）
参谋长小烟信良
第六十三师团长岸川健一（丙）（驻奉天）
第一Ｏ七师团长阿部孝一（丁）（驻索伦北部）
第一一七师团长铃木启久（丁）（驻大赉）
独立战车第九旅团长北武树（驻四平）
第一一八师团长盘井虎二郎（丁）（驻锦县）
第一三六师团长中山淳（丁）（驻奉天）
独立混成第七十九旅团长冈部通（驻安东）
独立混成第一三Ｏ旅团长桑田贞三（驻奉天）
独立混成第一三四旅团长后藤俊藏（驻临江）
独立战车第一旅团长野安托（驻奉天）
第四军司令官上村干男（驻哈尔滨）
参谋长大野武城
第一一九师团长盐泽清宜（丁）（驻哈尔滨）
独立混成第八十旅团长野村登龟江（驻哈尔滨）
第一二三师团长北泽贞治郎（丁）（驻孙吴）
独立混成第一三五旅团长浜田十之助（驻瑷珲）
第一四九师团长佐佐木到一（丁）（驻哈尔滨）
独立混成第一三一旅团长宇部四雄（驻海拉尔）
独立混成第一三六旅团长土屋直二郎（驻嫩江）
大陆铁道司令官草场辰己（驻新京）
第二航空司令官原田宇一郎
第三十四军司令官栉渊 一（驻咸兴）
参谋长川目太郎
第五十九师团长藤田茂（丙）（驻咸兴）
第一三七师团长秋山义允（丁）
独立混成第五十三旅团长上坂胜
独立混成第一三三旅团长原田繁吉（驻新京）
由上不难看出，穷凶极恶、野蛮无比的关东军，一直是受到日本天皇的偏爱和支持的，是一个急剧膨胀的战争集团军。它的存在和演进，只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和血泪，给它自己带来末路和灭亡。
关东军的出击与东北重大事件
据关东军司令部条例第１条规定，关东军的任务是统帅关东州及驻在南满各地的陆军各部队，担任关东州及南满铁道的防卫和保护任务，因而这与满铁株式会社一武一文，相互配合，企图寻机侵占中国东北，并进行殖民统治。为推行侵略东北的政策，日本于１９２７年６月至８月，先后召开了“东方会议”和“大连会议”。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在会上表示：“只要政府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我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无论如何，命令一下，我就执行这个政策。”于是，时隔不久，关东军真的出击了，中国东北就出现了不少由日本策划的重大事件。
皇姑屯事件。“东方会议”是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７日由田中内阁在东京主持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日本陆海军首脑、驻华使节等参与侵华决策的军政要员。会上，首相田中义一发表演说，形成了完整的《对华政策纲领》，使这次会议成为日本加紧推行侵华政策的关键性会议。田中内阁叫嚣，尽快以武力把“满蒙”从中国分裂出来，置于日本的“防护”之下。为达此目的，日本立即向“东北王”张作霖施压，而依附日本势力掌握东北政权的张作霖采取敷衍推诿的态度，导致双方产生矛盾。早在１９２４年５月，张作霖成立了“东北交通委员会”，筹建东北铁路网，并修了一些铁路，日本认为影响了“满铁”的收入。张作霖入关后，聘请美国人做军事顾问，从美国购买修筑吉海铁路的材料，向英美贷款修建葫芦岛港，以西方势力来箝制日本，引起日本的强烈不满。加上东北人民的反日运动此起彼伏，日本当局又认定是张作霖煽动的结果，并认为张是“在满洲建立新国家的障碍”，便决定除掉张作霖。１９２８年５月３１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密令参谋竹下方晴赴北平刺杀张作霖。作为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河本大作和竹下商量后，决定由竹下进关对张的行踪进行侦察，选择暗杀地点，最后决定在张回沈阳的途中炸车。日军在沈阳西北皇姑屯车站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桥墩上，预埋炸药，当张作霖乘坐的返沈阳的蓝色铁甲专列于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晨５时３０分经过此地时，炸药立即被引爆，跨线铁路桥和４节车厢被炸毁，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被炸死，张作霖身负重伤，被救回大帅府，当日上午９时３０分死亡，时年５４岁。事后，日军辩称此事是国民政府的便衣队干的，以掩盖自己的罪行。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处理此事十分机智和稳重，他排除各种干扰，顶住日本军国主义的利诱、威胁和干涉，于同年１２月２９日宣布东北易帜，维护祖国统一，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并于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５日宣誓就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中村事件。东北当局曾照会沈阳各国领事馆，大兴安岭地区为军事要地，“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而日本参谋本部于１９３１年５月，却派中村震太郎到中国东北大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６月初，化装成农技师的中村震太郎率退役骑兵曹长井杉延太郎，请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人做向导，从海拉尔出发，潜入兴安岭和索伦山活动。驻守兴安区佘公府的屯垦区第三团官兵于６月２５日将其逮捕，当即搜出了军用地图、调查笔记、侦察器具和枪支，认定中村等确是日本军事间谍，遂于次日夜将其处死。８月，日方经多方面查实此事，由日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向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提出“抗议”，在东北和朝鲜报纸上发表中村“被杀害”的消息，日本国内借题发挥，叫嚣出兵，日本陆军也歪曲事实，掀动战争狂潮。日本陆相更在内阁会议上说：“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已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九·一八”事变。伴随着日本国内的战争叫嚣，关东军在东北进行了３次较大规模的“参谋旅行”，在一些重要军事地区实地侦察，搜集情报，制定作战计划。日本各方人士也紧密配合，收买东北军政要员，为武装侵略东北作准备。１９３１年４月中旬，日本军部调士兵多出身于日本北部寒冷地区、驻仙台的第二师团，到东北换防。６、７月间，日本军部炮制了《解决满洲问题大纲》，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并指定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提出作战计划。日本军部批准２门２４ｃｍ榴弹炮伪装成灵柩，从东京秘密运进沈阳，安装在日本军营内，一门对准北大营，一门对准沈阳的飞机场。８月，日本借口一名日军军官在东北失踪，向沈阳调集关东军。同月下旬，驻朝鲜日军第十九、二十师团主力开抵图们江沿岸。曾担任过张作霖军事顾问和驻华武官、１９３０年就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也于１９３１年９月到关东军所属部队视察，训令日军要尽“天职”“保卫”日本“在满利益”。在此危急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却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在此政策下，东北军主力入关，东北防务空虚，给日本侵略造成有利时机。９月１８日晚，日本关东军命令奉天铁路独立守备队炸毁沈阳附近南满铁路柳条湖一段路轨，诬称是中国军队破坏的。埋伏在柳条湖附近的奉天独立守备队川岛中队，听到爆炸声后，立即率部向沈阳北大营进攻，其他日军也用重炮猛轰沈阳，步兵第二十九联队向沈阳城攻击前进，旅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令日军全线出动，中国东北军驻军向蒋介石急电请示，得到的答复是：“不许冲突。”于是，在日军进攻北大营时，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下令：“把枪放入库房，挺身成仁，为国捐躯。”日军冲入兵舍见人就杀，赤手空拳的东北军士兵被迫撤离，让日军顺利占领了北大营。１９日晨，在中国军队一枪不放的情况下，辽阳日军第二师团及第十六联队开到沈阳，“满铁”沿线日军也迅速向沈阳集结。中午，沈阳被日军占领，关东军司令部也由旅顺迁到沈阳。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几十万东北军撤到山海关内，日军开始分兵前进。
铁蹄蹂躏东北全境。“九·一八”事变当夜，驻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召开首脑会议，决定第二师团立即出动，同时调朝鲜军驰援，侵占东北全境的血腥战斗拉开序幕。占领沈阳后，关东军立即武装进攻南满及安奉铁路沿线和附近地区各重要城市，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营口、海城、辽阳、开原、四平、洮南于９月１９日陷入敌手。此日拂晓，驻长春的日军向南岭和二道沟的中国军队发起突然进攻，吉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熙洽命令驻长春守军“急速撤退，不准抵抗”，军中的爱国将士不顾其阻拦，还是拿起武器抗击进犯之敌，后因势单力薄，含泪撤离，长春沦陷。２０日，日侨住宅被日军炸毁，又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便以保护为借口，调第二师团进犯吉林，熙洽不作抵抗，拱手相让，使吉林落入日军之手。投降日军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率部进犯黑龙江齐齐哈尔市，被黑龙江守军于１０月３日击溃。不久，驻守黑龙江的中国军队与日本关东军在嫩江桥一带激战１５昼夜，即“江桥抗战”，终因弹尽粮绝，没有后援，只得于１１月１９日从齐齐哈尔退出，黑龙江省于此沦陷。关东军从这时开始，兵分三路，逼向锦州。驻辽西的东北军奉命撤到山海关，１９３２年１月３日，日军借口“讨伐匪贼”，强渡大凌河，把锦州占领。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７日，东北军爱国官兵组成的吉林自卫军，英勇抗击降日汉奸于琛澂率部对哈尔滨市的进犯，激战１０个昼夜，“哈尔滨保卫战”失利，守军撤出，该市被日军占领。这样，从“九·一八”事变至此，只４个月零１８天，日军便侵占了东北三省全境。侵略者的胃口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四天，关东军就抛出《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又把目光瞄向热河省。１９３３年１月３日山海关被攻陷后，日军又和伪军共１０万人，于２月２１日分三路进犯热河，虽有热河守军和抗日义勇军顽强抵抗，终因指挥不力，兵力分散，只好撤退，３月４日，热河省会承德被日军侵占。此后，我第二十九军及驻长城沿线部队进行了抗战，但由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致使长城抗战失败。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于５月３１日签订《塘沽停战协定》，给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省披上了“合法性”外衣。
收编东北降军为自己所用的“警备军”。“九·一八”事变前，由张学良统帅的东北军约４５万人。其中由张学良在华北和辽宁指挥的分别为１２万和５万人，由吉林省司令官张作相指挥的有５万人，由黑龙江省司令官万福麟指挥的有３万人，由热河省司令官汤玉麟指挥的有１．５万人。这些将领指挥的还有大量省防军，此外还有航空大队、江防舰队、海防舰队、非正规军等１８万余人。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投降关东军的将近１４万人，关东军立即把他们掌握起来，编成了各地的“警备军”，并给这些“警备军”派出了顾问和教官，从而把这些部队的指挥官操纵起来。
拼凑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一直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狂妄梦想。早在１９３１年４月日本参谋本部制定的《形势判断》中，就提出了３种侵吞中国东北的方式：扶持亲日要员，成立亲日政权；建立日本操纵下的“独立国”；将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提出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重申了第二种方式，决定起用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和东北实力派人物张景惠等人，“建立一个以东北四省和内蒙古为领土的满蒙新国家”。同年１０月２１日，关东军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出笼，宣称关东军为“新国家”的边防军，“满洲国”的军队为维持秩序而设，并设立有实权的日本顾问，以对“新国家”进行内部指导与监督。《满洲问题处理方针纲要》是日本政府于１９３２年１月６日制定的，更加速了把东北从中国版图上分离出去的进程，煽动和驱使汉奸搞所谓的“独立运动”，拼凑地方伪政权。关东军于２月１６日在沈阳大和饭店召开所谓“满蒙新国家建国会议”，张景惠、臧式毅、熙洽、马占山等人出席。决定成立以张景惠为委员长的“东北行政委员会”，筹建所谓的“新国家”。该委员会秉承关东军的旨意，于同年２月１８日发表“独立宣言”。汉奸们在关东军的纠集下，在奉天举行了有千余人参加的所谓“全满促进建国运动大会”，并“推选”代表，“敦请”溥仪出任“新国家”执政。为保证会议人数，事先通告与会者可领一份礼品，并由军警维持会场秩序。２５日发布的《新国家组织大纲》规定，“新国家”名为“满洲国”，元首为“执政”，年号为“大同”，国旗为红、蓝、白、黑、黄五色旗，改长春为“新京”，作为首都。３月１日，张景惠根据关东军的命令，以“满洲国”名义发表《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３月８日，溥仪从辽宁汤岗子启程，当晚到达“新京”，９日在长春原吉长道尹衙门举行了执政就任仪式。８月７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与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了《关于满洲国铁路、港湾、水路、空路管理与新线修建管理协定》及《附属协定》，还签订了《关于设立航空会社的协定》。９月９日，新上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兼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郑孝胥签订了《关于国防需要的矿业权协定》。９月１５日，武藤信义以日本承认伪满洲国为条件，与伪满政府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这些“协定”或“议定书”，确定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在“日满共同防卫”的名义下，确认关东军对伪满洲国的实际统治。这样，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都需依附于日本，就使中国东北真正成了日本独霸的殖民地。
由上可见，从侵略者炮火中滋生、在血腥杀戮中壮大的日本关东军，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工具和急先锋，而且还是开拓殖民地、奴役中国东北人民的一群狼犬。其所犯的罪行，是天怒人愤、不可饶恕的。
控制伪满与疯狂殖民
日本关东军在不同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但傀儡政权成立后，它一直是控制伪满洲国的太上皇，这一点是没有改变过的。
关于关东军与伪满洲国的关系问题，在日方或双方所制定、签订的文件中多有表述。按照日本的意愿，从表面上看，“满洲国”是个“独立国家”，但在内部，则要受日本严格控制，即所谓“内部统辖”。在溥仪尚未充任“执政”之前的１９３２年３月，在与关东军签订的密约中就规定，参议府的参议和中央及地方各署吏都要任用日本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征得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同年６月，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炮制的《指导满洲国纲要（草案）》更提出：“为实行帝国对满洲国的国策，不特别设立文治机关，专使关东军担当其任；实施中，努力保持新国家为一独立国的体面，而在满洲国的名义下通过日本人系统的官吏，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１９３３年８月８日，由日本内阁通过的“八八决议”即《满洲国指导方针纲要》更明确地写道：“在现行体制下，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籍官吏实际进行。为便于统治，使之维持以总务厅为中心的现行体制。”这一决定表明，日本政府已把关东军司令官确定为伪满洲国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
为实现和加强对伪满洲国的控制，同年８月，日本政府在任命武藤信义担任关东军司令官时，就令其兼任驻满大使和关东厅长官。日本内阁于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４日又决定对日本驻满机构进行下列改组：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大使；不再设关东厅长官，在关东州设敕任级州知事；日本国内设对满事务局，由陆军大臣兼其总裁。根据这一改组，驻满全权大使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行政事务局长和大使馆参事官由关东军参谋长兼任，警务部长由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兼任，监理部长由关东军交通监理部长兼任。这样一来，就把伪满洲国牢牢地控制在关东军司令部之下。
关东军决心使伪满“执政”（后来称皇帝）溥仪成为傀儡，让他真正无公可办，无事可干。起初溥仪有大干一场、恢复“祖业”的一片雄心，每天上午都去自己的“勤民楼”办公，可是以后在办公室停留的时间越来越少，有时干脆就不去了。为什么？溥仪说：“我的宵衣旰食没有维持多久，因为首先是无公可办。接着我便发现‘执政’的职权，只是写在纸上的，并不在我手里。”他不能随意出门，只能在围墙内的院里散散步，或者稳坐在房里，真成了“笼中天子”。这样的日子也没有多长时间，关东军又给溥仪帝宫内派了一个常驻代表吉冈，１９４０年，这位代表冠上了“帝室御用挂”的头衔，指挥和监视着溥仪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溥仪虽然于１９３４年３月１日在关东军的策划、操纵下，举行了“皇帝”登极典礼，但他的统治权仍被彻底剥夺，其“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
伪满政府大量任用掌握实权的日籍官吏，其工作主要通过日籍官长来进行。尽管关东军在伪满初期规定，伪满中央政府官吏为６００人，日本人占其中的２０％，但到１９３５年，日籍官吏则达到了３０００人。
关东军在伪满国务院设立了总务厅，其厅长是日本人，并规定“国务院总务长官遵照关东军司令官的意图，统治日本人官吏”，而日本人官吏都把持着国务院各部门，这样，国务院就被控制在服从于关东军意志的总务厅之下。总务厅长官每周二召开次长会议即“火曜会”，决定伪满的重大决策。这里所说的次长，即１９３７年后各部所设的次长，全由日本人担任。各省也设次长，各县设副县长，也由日本人充任，实权全掌握在次长手里。总务厅长官召开次长会议作出的各项决定，在伪国务院会上都须一字不改地获得通过。有些机密事项，总务厅长官批准后就可执行。当然，次长会议讨论和决定的事项，都得经关东军的同意和批准后才可施行。每周五，关东军司令官都要召开“满洲最高首脑者会议”，参谋长、副参谋长、伪满总务厅长官及协和会本部长出席。这个会议对各类大事作出决议，并向伪总务厅长官提出要求事项，最后由他在伪国务院内执行。
在关东军控制下，伪满洲国的人民遭到残暴的镇压。抚顺日本守备队、宪兵队以“通匪”为名，于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６日对平顶山村３０００余名群众进行了血腥屠杀，烧掉全村７００多座房屋。接着又在栗家沟和千金寨杀死平民近２００名，制造了令人震惊的“平顶山惨案”。后又以“剿匪”为名，在９天时间里杀死吉林省舒兰县老黑沟居民１０１７名，３０余个村屯房屋全部被烧毁。１９３６年７月１５日，日本守备队三个中队烧毁吉林通化县白家堡子全村，枪杀４００余名群众。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５日，为破坏中共在东北的地下组织，日伪在大连、柳河、磐石、奉天等地，逮捕党员和群众７４５人，杀死２００人。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５日，又在伪三江省逮捕中共党员和群众３８７人，杀害１０人，折磨致死２人，判刑１０４人。为控制和镇压人民，日伪先后抛出了《治安维护法》、《暂行保甲法》、《刑法》、《保安矫正法》、《思想矫正法》、《时局特别刑法》、《战时刑事特别法》等，构成了对东北人民实行残酷统治的罗网。日伪还推行归屯并户，发布《集团部落建设文告》，制造“千里无人区”，屠杀居民，使人民失去了居住和行动的自由。
在关东军控制下，伪满经济命脉被日本人垄断。“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以武力劫收了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边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于１９３２年６月１５日成立了关东军策划的伪满中央银行，使之成为日本掠夺中国财富的重要工具。同时，日伪还强制摊派公债，到１９４５年８月，伪满共发行公债约５０亿元。接着日本夺取和控制了东北的全部铁路交通，夺取国家经济门户的海关，控制进出口权，使关税成为日伪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此外，他们还控制电话电信、无线电、广播及邮政业务，推行“日伪经济一体化”，并成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垄断了东北的钢铁、煤炭、轻金属、汽车和飞机制造等重要工业，掠夺性地采伐木材，挖掘矿产，把东北经济完全纳入日本经济体系之中。
在关东军的控制下，东北原有文化遭到破坏，殖民文化得到极力推行，具有中华民族意识的文化受到限制和禁绝，日本文化大量输入。１９３６年，日本出口到东北的书刊有５８．７万余册，第二年则猛增到３８０余万册。日伪当局下令东北不准挂中国地图，不准使用“中华”字样，不得使用中国教材，未经日伪批准，不准集会、结社、游行、摄影、出版，随意用“思想犯”、“政治犯”等罪名逮捕、监禁和屠杀东北人民。与此同时，日伪还把新闻、出版、广播等宣传舆论工具统管起来，宣传东北独立思想，打击和镇压抗日力量，通过设立“满日文化协会”、“满洲国通信社”，出版《满洲新文化月报》、《新满洲》、《麒麟》等杂志及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图书，成立“满洲电影国策研究会”、“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等，开办各类奴化教育学校，妄图把奴化思想长久地灌输到东北人民头脑中。
在关东军的控制下，胡作非为的日本人在东北大开赌场、窑子馆和鸦片烟花馆，用来赚钱，又来毒害东北人民。特别是为麻痹中国人，关东军允许在伪满实行鸦片烟公卖，在各县市发给执照。除公营外，还允许私人零卖，开灯供客，每个烟泡定价０．２３元。有些私烟馆为招徕顾客，在馆内还设有女招待，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了烟鬼。因中烟毒者与日俱增，已影响到伪满的名声，当局便取消了鸦片个人零卖，设立了官办的“管烟所”，对瘾者发给证件，定量供应。当局还划定罂粟种植区，除加工成鸦片内销外，还向法、意等国销货，从中发财。
在关东军的控制下，伪满政府从来不敢干预早已开始的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日本向东北移民分“自由移民”和“武装移民”。自由移民地区，初期多选在铁路沿线“满铁附属地”，以后扩展到其他地区。武装移民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移入日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为主，后期则移入农业人口，以迁村和移入青少年为主，企图永久居住。日本是个人口稠密、土地瘠薄的国家，为解决农民出路和进一步侵略中国东北，早就开始向中国移民。为加快移民，日本国内设立了“大东亚省”，后改名为“拓殖省”，作为主持移民的机关，由国家编列预算，逐年执行。在伪满，关东军军部办理移民，伪国务院配合征收土地，多将移民迁往北满和东满人口稀少地区。为配合此事，伪满还特别成立了“兴农部”，来落实日本的移民政策。
早在１９３２年１月，日本农林次官石黑忠笃、日本高等学校校长加藤完治和“满铁”公主岭农业实习所所长宗光彦，就向日本“大东亚省”提交一份“满蒙移民计划书”，鼓吹集体武装移民。由于中国东北人民的反抗，故“大东亚省”在主持策划移民时，采取了集体和武装的形式，将以退伍军人为主的移民送达东北，交由关东军特务部接收，进行安置，称作“试验移民”。其安置的第一批移民５００人，叫作“吉林垦屯第一大队”，带有２门迫击炮，３挺马克沁重机关枪，每人一支步枪和弹药，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５日到达佳木斯，住了几个月。
日本最初把移入地区定在南满西部，后经调查得知那里每隔几年就有“肺鼠疫”流行，决定在佳木斯之南的松花江下游地区种植水稻。于是，五次武装移民开始了。
第一次５００人，为一大队，分４个中队和１６个小队，于１９３３年２月底抵达永丰镇，以太平镇为中心，以小队为单位，形成小部落，赶走了原属９９户４００多名居民，霸占土地４．５万町步（日本每１町步相当于９９．１７公亩）。后又占据大青山林地，私自伐木十多年。
第二次１０００人，分两个大队，于１９３３年夏移入七虎力河到八虎力河地区。
第三次５００人，分两个集团，于１９３４年９月移入绥棱县王爷庙及诺敏河一带，占地万余町步。
第四次５００人，分两个集团，于１９３５年９月移入鸡西县之城子河地区和哈达河地区。
第五次１０００户，８６％为农业人口，于１９３６年５月移入鸡东县和密县一带。此为“试验移民”改为“集团拓殖民”的开始。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陆军皇道派青年将校２０多人，率领１４００多名下级军官和士兵，以铲除破坏国体的元凶为由，发起兵变，袭击重臣和朝日新闻社，杀害了内府斋藤实（７９岁）、一直对移民进行财政控制的藏相（财政大臣）高桥是清（８３岁）、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６３岁），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负重伤。政府立即出动军队，包围兵变部队。此为轰动世界的日本“二·二六”事件。经这次事件之后，日本便从试验期移民转向大规模移民。同年５月，关东军在新京召开了“第二次移民会议”，通过了日本农村向中国东北输入的“二十年百万户送出计划”，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意味着日本国内２００万户贫困农民将有一半侵入东北，并将占东北人口的１０％，东北耕地的三分之一被日本移民占领。翌年５月，此计划开始实施，日本拓殖省《第一期计划实施要项》决定采用“集团移民”和“集合移民”为主要方式，五年内向东北移民１０万户。还组成“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充当未来的“开拓移民”。１９３９年１月，伪满政府公布了《开拓政策基本要纲》，２月，正式设立了“开拓总局”，主管日本移民事务和土地统制，１９４０年，伪满政府还确定了日本移民的基本制度。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时，日本已向东北移民１０．６万户，强占土地３９００万垧，迫使中国农民流离失所，受到日本移民的欺压和奴役。
在控制伪满洲国过程中，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法西斯统治，不断增加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并操纵伪满洲国扩建军警宪特队伍，以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前，日军驻东北军队仅１万余人，１９３３年，日本关东军则达到６万余人，１９３６年，增加到１０万余人，１９４１年，总兵力已多达７５万人，号称“百万”。如此庞大的军队，一是为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进行过“东边道大讨伐”、“三角地带大讨伐”等名目繁多的“大讨伐”，屠杀不满日军的群众，剿杀抗日游击队，犯下了滔天罪行；二是为侵略苏联作准备，这一点后面还将较详细地作一叙述。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于１９１９年成立后，一直称司令部。根据“昭和１５年（即１９４０年）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关东军司令部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日升格为关东军总司令部，因而梅津美治郎及其后任山田乙三都称关东军总司令官。为与此相适，１９４２年６月，又成立了装甲兵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７月，将它们编入关东军。９月，还成立了关东军补给部，统辖各兵站业务，补给部总监由参谋长兼任。在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统率下，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时，关东军的组织系统是：
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
关东军总司令部：下辖参谋部、兵器部、管理部、医务部、兽医部。参谋部下设四课，即第一课——负责作战、伪满防卫、教育、编制动员，第二课——负责苏联、外蒙的情报，第三课——负责兵站、交通、通信，第四课——负责对伪满的政策，秉承关东军总司令官的旨意，指挥伪满洲国。参谋长是秦彦三郎中将，副参谋长是池田纯久中将。
补给部，补给总监是秦彦三郎中将。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是喜多大将。
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是后宫大将。
第十七方面军，司令官是上月中将（驻朝鲜）。
第四方面军，司令官是上村中将。
航空队司令部。
关东军宪兵队。
关东军情报部。
野战筑城部。
军马防疫厂。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关东军兵器厂。
关东军货物厂。
关东军汽车厂。
关东军陆地测量部。
野战铁道司令部。
独立守备队司令部。
关东军科学研究所。
关东军的兵力是随着战争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九·一八”事变前，为１个师团、６个独立守备队。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１日，日军驻朝鲜之第三十九混成旅侵入东北，不久又开进了日军第八师团。１９３２年，日军驻中国师团达到６个，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６年为５个师团，１９３９年增至１１个师团，１９４０年达到１２个师团，１９４１年７、８月间进行“关特演”时猛增至７０多万人，号称１００万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关东军有１３个师团，其中关东军总司令部直辖的日军有第十、第十四、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师团；第三军辖有第九、第十二师团；第二十军辖有第八、第二十五师团；第五军辖有第十一、第二十四师团；第四军辖有第一、第五十七师团；第六军辖有第二十三师团。同时，各军还辖有独立守备队、国境守备队和其他各兵种部队。
关东军司令部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改称为总司令部后，方面军司令部亦随之成立。牡丹江设立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山下奉文中将为首任司令官。齐齐哈尔设立第二方面军司令部，阿南惟几中将为首任司令官。关东军直辖的有第十、第二十九两个师团。在侵略战争中，关东军不断地被抽调到外地作战，但从１９４４年起，关东军兵力又开始增加，到１９４５年，已达到７０多万人。当然，其中有不少新编的部队，战斗力不如过去的日军。
关东军司令官指挥下的关东军宪兵队，在“九·一八”事变时为１个队，约２００人，１９３５年扩大到５个队，约１０００人，１９４０年又增加到１９个队，约２０００人。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由中将或少将担任，世界知名的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就曾当过该司令官。
关东军兵力的不断加强和宪兵队的不断扩大，不单扩大了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实力，对保护其移殖到中国东北的移民有利，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更加严酷地控制了伪满政府及社会，使东北人民处于更为深重的苦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