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创立75周年。当人们来到中央苏区的旧地江西瑞金，在叶坪的红军烈士纪念塔、黄公略纪念亭、博生堡、红军广场的检阅台及坐落在谢家祠的“二苏大会堂”等六大标志性建筑前驻足聆听红色岁月诉说时，无不感到心灵的震撼。这苏区的六大建筑已经成为那段血与火的历史见证和丰碑。而它们的主持建设者就是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的赵宝成。
六大建筑遭到博古的反对
1933年6月，临时中央政府召开会议，决定在瑞金建造六大建筑，除具有中华苏维埃政权象征意义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外，还有红军广场、红军烈士纪念塔、公略亭、博生堡等。为此还成立了建设委员会，成员有谢觉哉、赵宝成、梁伯台，由赵宝成领导总务厅具体承担工程建设。中央政府的决议属于行政权限，临时中央不便直接干预。但在中央人民委员会内部，博古、张闻天等人的意见与中央政府不尽一致。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大兴土木搞这些工程，理由是敌人的飞机一轰炸就可以把这些建筑毁灭，博古尤其对于中央政府大礼堂的建设不赞同，并为此特意找过赵宝成，言谈之中有停建大礼堂的意思。而当时赵宝成并没有“领会”其中的言外之意，反而流露出坚决执行中央政府决议的态度。博古眼见这个总务厅长不听自己的，心里大为不快，只好怏怏地离开了。是年7月下旬，大礼堂的基建开始动工。总务厅成立了以管理处长徐毅为主任、副处长左祥云为副主任的工程所，配备20多个干部专抓六大工程的建设。
毛泽东非常重视大礼堂的基建，听说工程开工了，便与张闻天同志来到工地察看。赵宝成在工地上迎接毛主席，陪同他一边看一边介绍情况，赵宝成介绍说：大礼堂的建筑式样是亚光设计的，融中西式建筑于一体，又具有独特的时代风格，其造型犹如一顶平放在地的红军八角帽，礼堂的前端部分为帽沿。礼堂的主体建筑是八角楼，从地面到屋顶，分为厅堂和屋顶三层。左侧为正面，将开三道大门，在中门门首上方镶嵌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图案浮雕，左右两侧上方为红军军旗图案浮雕；礼堂的四周辟设14道大门，供人们进出。
“为什么要开14道门呢？”毛泽东问道。“这种设计不仅方便人们进出，特别是遇到紧急情况时能迅速疏散，而且也能使礼堂内较好地通风和采光。”赵宝成回答。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这样设计好，有战争观念和群众观点。”“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有什么困难？”毛泽东关切地问。“我们加紧施工，组织工人加班加点进行突击。一定赶在全苏‘二大’之前完工！”赵宝成蛮有把握地回答道。“要感谢工人们。走！看看他们去！”毛泽东说完，就朝木工棚走去。承担建筑施工的工人大多来自福建，也有一些是江西人。木工房有一位师傅是长汀人。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边同工人们握手，一面向他们表示慰问和感谢，并询问工人们的生活情况。毛泽东对赵宝成、袁福清、徐毅说：“工人师傅很辛苦，要多关心他们的生活！”走出工棚，毛泽东望着已经拔地而起的大礼堂，看着这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感慨地说：“工人阶级真伟大！”
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全鉴》有一张照片。照片显示，当年中华苏维埃一大开会会场竟然是山坡上的一个茶棚。到中华苏维埃二大时，才有了人们今天看到的中央政府大礼堂。赵宝成主持建设的“红军烈士纪念塔”位于红军检阅台东侧正前方，呈炮弹型，是军委总部参谋部钱壮飞设计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等9位同志都为纪念塔题词。毛泽东题词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战斗中，许多同志光荣牺牲了！这些同志的牺牲，表现了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英勇，奠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还在踏着这些同志的血迹前进，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红色苏区的六大纪念性建筑，造型设计庄严肃穆，布局合理。如今，前往叶坪瞻仰的人们看到它们，就自然会联想到现在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建筑，甚至两地的红色建筑都惊人地相似。
1933年底，苏区六大工程全部竣工。1934年1月21日“全苏二大”在新建成的苏区中央大礼堂开幕。中央苏区的领导同志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红军自己建造的建筑，对赵宝成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赞许。在这次大会上，赵宝成经毛泽东主席提名再次当选为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却使赵宝成的政治生命遭到了重大挫折。
山雨欲来 满楼风雨
1933年12月15日，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措施。根据群众的举报，中央人民委员会指定由审计、监察部门组成联合调查小组。经查实，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生活上腐化、堕落，并与左祥云等人用公款吃喝近千元；而左祥云从工程款项中贪污246元，并把另一部分款借给别人收不回来。徐、左的错误和罪行受到了严厉惩治，徐毅被撤销职务，判监禁6年；左祥云经最高法院审判，处以死刑。总务厅出现如此大问题，赵宝成难辞其咎，被指责为“脱离群众、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是重大失职”。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苏区已发展到极点，他们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大批打击处罚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领导干部。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致使党的高级干部人人自危。就在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再次选举赵宝成为总务厅厅长15天后，赵宝成因为在这些建筑施工中没有按照博古等人的意见停建，而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指责为“贪污、浪费公款不下数万元”。并在苏区的《红色中华》报上进行批判，其批判程度并不亚于延安“肃反”和“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形。还不经任何组织决定，就撤销了赵宝成总务厅厅长的职务。材料上报到中央，又加上了“包庇徐、左二犯，对苏维埃造成恶劣影响，判罚苦工一年”一条。十几天之后即1934年2月中旬，赵宝成离开瑞金沙洲坝，来到中央兵工厂一个修械站做工。沉痛的自责和深深的悔悟，赵宝成短时间内苍老了许多。据有关资料表明，当年六大建筑建设总费用一万多银元，说赵宝成“贪污浪费公款数万元”完全是失实的。
留守江西 担任县委书记
5个多月过去了。赵宝成在修械站的刻苦表现，得到了工人们的一致赞扬。中央政府司法部副部长梁伯台了解这一情况，向毛泽东、项英、张闻天做了汇报，提出建议。最后经中央人民委员会同意，赵宝成从修械站调出来，被安排在中央军委直辖的红军被服总厂任副厂长。该厂设在瑞金的七堡，有100多台缝纫机，400多名工人，厂长为胡良俊。
当勤奋工作的赵宝成渐渐地走出政治阴影的时候，中央苏区的军事局势已经走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1934年10月初，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央为留守部队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项英任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陈毅任办事处主任，统领留下来的部分部队、各机关、后勤人员共36万余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此时的临时中央，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操持一切。干部去留，重要人员的任用都要报请博古批准。走与留，关系到每个人的前途与命运，实际上涉及到博古、李德的个人情感，有着许多难言而复杂微妙的因素。病弱的瞿秋白、受伤而“嘴巴厉害”陈毅、年老的何叔衡、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古柏等人都被留下来了。令赵宝成意外的是，他和妻子石澹峰身体都很好，却也被指名留了下来。
得到通知的最初，赵宝成简直不能相信。他很想去找博古，找周恩来，可是 “服从组织安排”的党性观念，让他迈不开双脚。赵宝成在想到“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的同时，决然没有意识到另外的一层因素——他与毛泽东的过从甚密，也构成了被指名留下来的重要原因。作为主管中央政府机关事务的总务厅长，与政府主席还少得了联系吗？就是毛泽东被剥夺军权、党权以及苏维埃政府实权的时候，赵宝成同他依然来往频繁，毫无一丝半点的疏远之意。毛泽东带上贺子珍来到瑞金云石山，一边养病，一边作调查研究，赵宝成派人送去必要的生活用品，还专程去云石山看望。当时有的人对毛泽东早已避之犹恐不及。不过，博古等人考虑到赵宝成的各种情况，还是对他作了组织安排，任命他为中共兴国县委书记。
石澹峰也离开了红军学校，被分配到红军第五护理所担任政治干事。此时，有近300名伤员在护理所住院治疗。石澹峰和赵宝成只在红军主力出发前聚过一次，互相知道留下的单位，此后再也没有联系了。尽管心灵压上了一种沉重的忧虑，但赵宝成还是服从组织安排，并让自己的思想尽快地转入到怎样做好工作这上面来。他知道，兴国是中央苏区的大县，毛主席曾将此作为指导苏区的模范县，创造了第一流的苏维埃地方工作。赵宝成还了解到山西籍的中央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也在该县担任过县委书记，于是便专程找到同样奉命留下的贺昌，听取他的指导性意见，决心到那里领导全县的干部群众，打好坚守根据地的游击战争。
霜染红枫 寒风吹
8.6万多人的红军主力突围西征后只半个月，中央苏区的局势就急转直下。11月10日，“红都”瑞金陷落敌手。17日，于都县城进驻敌军一个师。27日，苏区的最后一个县会昌县城插上了青天白日的旗帜。至此，中央苏区所有的县城均被国民党军占领。敌人一方面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将苏区分割成十几大块；一面出动优势兵力，搜剿留守的红军和游击队。由于项英推行了一条与敌人正面硬抗的错误战略路线，留守红军损失惨重，只3个月折腾得只剩下数千人，而且分为大小不一的几十支队伍，在被围困的狭小山区苦撑全局。
赵宝成所在的兴国县，开始有留守人员700多人，除了县委的机关人员，还有一个游击营，拥有300多支枪。在历经了几次战斗之后，红军人员锐减，剩下不到200人。赵宝成布置其中的老弱病残潜回家乡，自己带着70多人的精干队伍打游击。他们一退再退,进入瑞金的铜钵山，在这座峰峦高耸、连绵百里的大山坚守最后的阵地。
在铜钵山，赵宝成与游击队白天修筑工事掩体，布设檑木滚石，作好迎接恶战的准备。晚上，他与队员们一样，轮流在几处隘口担任警戒。所幸当时正是农历5月，气候不冷，山上的各种野菜都长出来了，他们每天两餐和着野菜渣煮成的稀粥，坚持了半个多月。占据苏区的敌军知道，越是林深地险的大山，越是红军游击队的藏身之地。1935年6月上旬，驻于瑞金的敌赵观澜师，以4个营的兵力，对铜钵山进行搜剿。因为敌人得知大山里不仅有兴国县的游击队，还有另外几支散落的红军队伍。敌军一进山就卡住了所有小路，在各个隘口设立暗哨，严禁老百姓上山，欲将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敌人的计谋果然得逞。十余天过去，赵宝成他们的粮食吃光了，附近的野菜也挖光了，得不到一点补充，已经有几个饿得受不住的战士私自潜下山去。
敌人知道红军游击队弹尽粮绝，便将围击圈子越缩越小，终于把赵宝成和剩余的四五十人围困在一座山头上。敌军先对山头施以火烧，然后对失去掩蔽又没有子弹的游击队发起以活捉为主的进攻。赵宝成见敌人越冲越近，知道最后的关头到了，但他什么也没有想，只是吩咐战士们用石头与敌人拼，最后他们用仅剩的一发子弹击倒一个敌兵，然后抄起脚下的石头，奋力扑向敌群。敌兵扣动了扳机，赵宝成和战士们倒在岩石上。
曾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部一级领导干部的赵宝成，将自己的最后一泓碧血洒在了中央苏区的土地上，那年他33岁。而此时，他的妻子石澹峰，正被关在敌人的九江行营感化院备受折磨……
全国解放后，因种种原因，赵宝成革命经历一直得不到组织承认。1965年7月，赵宝成遗孤——一位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留在辽宁丹东市工作的老兵石毅亲笔致函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请老人家证实父亲的烈士身份。1965年9月，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证明，中组部证实了赵宝成的革命经历。1966年，国家内务部正式追认赵宝成为革命烈士。
英雄有知，当无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