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 2017-11-12
[基金项目] 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伪满文坛民众的文学抗争研究”（编号：JJKH20170950SK）；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伪满时期东北民众的对日殖民抗争”（编号：2016JD74）。
[作者简介] 刘怡君（1980-），女，吉林白山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市图书馆馆员。
①滿洲日日新聞社編：《滿洲年鑑》，滿洲文化協會，1938年，第442頁。[内容摘要]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政权之后，为稳固殖民地统治，便以法西斯殖民文化为先锋，对中国东北展开了全面的文化控制、清查和取缔，使中华民族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为消磨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使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任意摆布的“忠良之国民”，便实施以“王道主义”、“民族协和”为核心内容的所谓“建国精神”的灌输，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摧残和毒害。并在“官制统治”下推行“泛日化”，日本法西斯殖民主义文化泛滥，人类文明遭受着严重浩劫。
[关键词] 日本；伪满洲国；殖民文化；政策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201（2018）01-0025-05
一、控制舆论宣传阵地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中国东北之后，为了控制伪满洲国的舆论宣传，实行“泛日化”的殖民地文化，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始的1932年3月，便迫不及待地在伪满洲国政府的资政局内设立了负责宣传“建国精神”，普及“自治思想”，统辖伪满洲国的舆论宣传机构的“弘法处”。
1933年3月，日本为了强化殖民地统治的需要，撤销资政局，将原资政局下设的弘法处业务归并到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下设的“情报处”。掌管和控制伪满洲国的舆论机构的“情报处”之所以设立在总务厅，是因为总务厅全部由日本人任职，是日本关东军直接控制，监督伪满洲国国务院的中枢机构。也就是说，伪满洲国的最高统治者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日本关东军司令官通过伪满洲国国务院的总务厅对伪满洲国实施“内部统辖”。
日本关东军为有效地控制伪满洲国政权，在日本关东军内部特设立了统辖伪满洲国的第四课，听取伪满洲国务院总务厅的汇报，并直接传达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旨意。因此，总务厅便成为日本控制伪满洲国政权的中枢机关，掌管着伪满洲国包括宣传在内的各个重要部门的实际大权。而伪满洲国总务厅“情报处”则是统辖伪满洲国的“思想宣传和情报收集”，①控制伪满洲国的新闻、出版、广播等舆论宣传机构，是伪满洲国的舆论中枢。
伪满洲国总务厅情报处不仅控制、统辖伪满洲国的宣传机构，而且编印所谓情报处机关报的《宣抚月报》（后改名为《弘宣》），以及《满洲国概览》《旬报》等印刷品进行直接日本殖民文化的宣传和指导。情报处为扩大政治宣传范围，在地方的省、市、县、旗各级组织设立情报机构，将触角伸向了伪满洲国各地。
1937年，日本又将情报处改建为“弘报处”，下设监理、情报、宣传三个科。弘报处统揽着伪满洲国舆论宣传和文化的全部内容，与总务处下设的企划、法制、统计、人事、地方等五个处共同构成了不可或缺的伪满洲国的“中枢机关”。
1941年，伪满洲国的机构进行改革，日本对弘报处的职能再次扩大，将原来其他部门对新闻、出版、广播、通讯、监听、文艺等的审查事宜，一律统归弘报处管辖，成为一个带有文化专制性质的政府组织。
1941年3月，由弘报处主持制定的《文艺指導纲要》出笼，成为日本对东北文艺实行专制统治的纲领性文件。其目的就是在伪满洲国内，实施日本帝国主义严密控制下的法西斯主义殖民文化。至此，弘报处最终成为一个集新闻、出版、宣传与文艺监管等职能于一身的文化殖民机关。
弘报处还通过伪满洲国的映画协会、演艺协会、文艺协会、出版协会、广播协会等社会团体，对各个行业集中、垄断进行控制。对此，“日本侵略者给这种文化专制概括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叫‘官制文化’”。孙邦主编：《伪满史料丛书·伪满文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页。所谓“官制”，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法西斯主义殖民地的专制文化。
日本为扩大对伪满洲国新闻报业的控制，1936年9月在伪满洲国特成立了“弘报协会”，并对伪满洲国的新闻界进行调整，以控股的方式对伪满洲国的通讯社和主要报社进行控制。如中文报的《盛京时报》《大同报》，日文报的《满洲日日新闻》《哈尔滨日日新闻》《奉天日日新闻》《大新京报》，英文报《每日新闻》，俄文报《哈尔滨时代》，朝鲜文报《满鲜日报》等，并对未加入“弘报协会”的报纸进行整顿。
日本在对伪满洲国舆论控制的同时，还对中国人民思想进行秘密侦察。在日本关东军和宪兵队中秘密下发的《思想政治服务要纲》中，要求掌握“民心动态”，并对“民心动态”“必须进行长期不断之侦察”“掌握其真相”。东北抗日联军编写组、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编：《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857页。并设立“文化警察”，对不服从“教化”的中国人和所谓思想反日分子，进行严密监视，或以“思想犯”抓捕、关押。
特别是对学校的监视尤为严密，日伪特务机关在学校专门设立了秘密“稽查班”，监视教师、学生的言论和行动。很多教师、学生被莫名其妙地跟踪、逮捕和屠杀。因恐怖政策和侦探网的实行，使家长们也不敢教育自己的孩子。
二、诋毁中华民族文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立即组织了一个由汉奸拼凑的“自治指导部”，筹建伪政权，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摇旗呐喊。在“自治指导部”中的日本人指导员每人手中都持有一本《自治指导员服务心得》，“心得”强调：“对各种言论机关及集会等内部情况应特加注意，以灭绝排日思想”“对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姜念东等著：《伪满洲国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34页。
1932年3月，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后，在日本关东军的授意下，发布“通令”“禁止东北各地悬挂中国地图，不得用‘中华’字样，不得使用中国教材”。“不许集会、游行、摄影、出版”等。孙邦主编：《伪满史料丛书·伪满文化》，第10页。对于体现中华民族思想意识的文艺作品、书籍、报纸杂志等宣传品并以“反满抗日”“低级趣味”等罪名严加取缔和摧残。
据伪满洲国文教部统计，仅从1932年3月至7月，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在东北禁书650余万册。1934年6月29日，伪满洲国民政部通令禁止包括我国关内的《大公报》《华北日报》《北京日报》《上海日报》及前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等36种报刊输入东北。此后查禁书刊种类逐年增加，查禁内容不断扩大。孙邦主编：《伪满史料丛书·伪满文化》，第10—11页。
日本对伪满洲国出版物的审查和控制更为严苛，1944年上半年被审查不予承认的就有170件，占总数的18.3%；被驳回的12件，所谓保留的177件，占总数的10.4%；滿洲日日新聞社編：《滿洲年鑑》，滿洲文化協會，1945年，第435頁。被批准的出版物，其中日文占一半以上，而绝大多数为宣扬和歌颂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宣传品。
关于进出口的出版物，从关内进入东北的出刊物大大减少，而从日本进口的出版物却逐年增加，比例相差悬殊，在多数年份中，“竟达到占东北当时进口出版物之80%乃至90%以上。”据伪满洲国有关资料记载，在日本进口的出版物中，绝大多数是宣传日本帝国主义所宣扬的“东亚共荣”“大东亚圣战”“王道主義”等法西斯主义思想和殖民主义文化，以诋毁中华民族文化。
伪满洲国时期，电影业也同样受到日本殖民统治者的严厉控制。伪满洲国监查机构规定，凡有损于日本政府、日本天皇、日本军队、伪满洲国政权和具有反战思想及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影片一律禁演或销毁。“1936年，禁演的178部电影，其中涉及共产主义思想及所谓危及伪政权而禁演的有损于伪满洲国形象的就有36部。1939年，列为禁演的43部，其中中国影片占第一位，有18部被禁”。孙邦主编：《伪满史料丛书·伪满文化》，第12页。与此同时，日本电影充斥整个伪满洲国，仅1936年日本向伪满洲国进口影片就有950件9410本，其中日本新兴公司为31件2567本，日话公司为259件2104本，松竹公司为241件1922本，大都公司为178件1272本，ヌキノ公司为70件458本，极东公司为49件388本，太秦发声公司为32件315本，PCL公司为29件227本，“满铁”公司为61件157本。滿洲日日新聞社編：《滿洲年鑑》，滿洲文化協會，1941年，第417—418頁。此后，日本向伪满洲国进口影片逐年增加。
日本为垄断和控制伪满洲国的电影事业，除抵制中国关内影片进入东北和大量放映日本影片，于1937年8月21日，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成立了垄断我国东北电影事业的“满洲电影股份公司”。
1937年3月，伪满洲国建立了“满洲图书股份公司”。1939年，建立垄断东北图书发行和图书进出口业务的“书籍发行股份公司”。1943年，建立了控制整个东北出版事业的“出版协会”。
不仅如此，在伪满洲国时期，日本殖民主义者为了宣传、灌输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并利用音乐消融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意志，东北各城市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日本音乐。歌颂日本大和民族文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电影充斥大小影院。在整个伪满洲国时期，日本法西斯文化笼罩全东北，泛滥成灾，诋毁中华民族的文化，危害和摧残着中国人民的精神。
三、宣扬“王道主义”政治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认为，要在伪满洲国建立牢固的殖民地统治，“唯仅赖军事行动，新兴政府之施政，乃万难成功，故必须使建国精神渗透于国民大众”。滿洲國通信社編纂： 《大滿洲帝國年鑑》，滿洲國通信社，1944年，第207頁。为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便以法西斯殖民文化为先锋，控制伪满洲国的文化舆论宣传阵地，取缔、摧毁中华民族文化，大力宣扬以“王道主义”、“民族协和”为主要内容的“建国精神”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殖民主义思想，消磨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建立起以日本大和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协和理想之地”，以“确保东亚之永久和平”，山口重次：《民族协和运动と当面の课题》，《東亞聯盟》 1942年第8期。达到永久霸占的目的。
所谓“王道”，中国儒家认为，就是君王以仁义治理天下，以德政安抚臣民的统治方法。在日本外务省编写的《满洲读本》中，将“王道”解释为，“一切人民之生活均得以保障”“开发求富，不为私有”和“尽使劳力为社会服务”。外務省情報部編：《滿洲讀本》，東京：改造社，1938年，第29頁。《满洲评论》主编橘朴在《王道理论的开展》中将其宣称为，“王道即儒教所谓大同社会思想之实现，含政治之道理与财富之社会化，并藉此以保障民生，即经国大道是也。”橘樸：《王道理論の開展》，《満州評論》第3巻第7号，1932年，第11—12頁。
但日本关东军所说的“王道”，既不是儒家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代帝王所尊崇的“王道”思想，也不是日本御用学者所欺骗性的“一切人民之生活均得以保障”，“大同社会思想”的美化宣传。而日本殖民主义者对“建国精神”内容中“王道”的阐述却道出了侵略者的真实含义的诠释。榷藤重義在他的《天照民族与世界维新》一书中说：“满洲国之建国精神乃基于王道”，但“究其根本却是始于皇道，此亦非吾辈妄言。回念建国初之皇帝《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日满协定书》等，均已明确宣示日满之不可分，天皇与皇帝之精神一体，满洲国民之一德一心。故若言满洲国之建国精神为王道，则此王道亦绝非古时中国儒者所倡议之王道，其与日本之皇道才堪称为真正一体”。榷藤重羲：《天照民族と世界維新》，東京：平凡社，1942年，第142—143頁。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联合发布的名为《满洲国的根本理念与协和会的本质》的内部文件中直言：“满洲国皇帝秉承天意，即天皇之意旨即帝位，以服务于皇道联邦中心之天皇，以天皇之意旨为己心”。但是，“一旦皇帝违背建国理想不以天皇意旨为己心时，则将立即丧失其帝位。”一语道出了所谓“王道”，即为日本“天皇之道”，日本天皇之“意旨”。而“天皇之道”除法西斯侵略思想之外，亦包含着中国传统封建之礼教。要求人们在封建礼教的约束下，达到“民族协和”“日满一德一心”“实现王道乐土和道义世界为理想的天皇意旨”。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66页。
因此，日本殖民主义者极力推崇“王道主义”。在日本殖民主义者授意下发表的伪满洲国《建国宣言》中，强调普及所谓“先王之道”的教育，以“实现王道主义”。
说穿了，所谓“建国精神”，就是以“王道主义”灌输、教化国民，达到以日本人为核心的“民族协和”。因此，日本殖民主义者认为，要稳固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实现“民族协和”“必须彻底普及王道主义”“倾注日本文化，排挤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弹压赤化的侵袭”。《現代史資料》（11卷），東京：みずず書房，1965年，第639頁。
1932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国东北“彻底普及王道主义”，成立了具有官办性质的思想政治团体——“协和会”，伪满洲国“执政”溥仪任名誉总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任名誉顾问，伪满洲国国务院总理郑孝胥任会长。1933年3月，协和会制订的《满洲协和会会务纲要》指出：“满洲国协和会根据王道主义，向国民彻底地普及建国精神，团结有明确信念之国民，排除反国家思想和反国家运动，以期建成民族协和理想之地”。“重建东洋文化，确保东亚之永久和平”。山口重次：《民族协和运动と当面の课题》，《東亞聯盟》 1942年第8期。
“协和会”《创立宣言》指出：“本会目的在于遵守建国精神，以王道主义，牢记民族协和，以加强我国之基础，宣化王道政治”。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翻译发行：《满洲国史》（分论上），1990年，第124页。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在其发表的《满洲帝国协和会的根本精神》一文中也再三强调，“协和会”组织是与“满洲国同时产生的一种国家团体”。
为此，不论从“协和会”的“宣言”、性质、宗旨，还是“根本精神”，都不难看出，“协和会”就是为宣传“建国精神”，加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国家之“基础”，“宣化王道政治”而成立的。由此可见，日本殖民主义者对“建国精神”的“王道主义”的宣传、“教化”如此重视。
为了通过“协和会”组织“彻底普及王道主义”，大力发展和扩大“协和会”，控制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强迫人民群众入会，要求一户一会员。到1938年11月末，“协和会”计有省本部17个，市本部13个，县本部76个，地区本部34个，分会3218个，会员1137883人。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翻译发行：《满洲国史》（分论上），1990年，第168页。1942年5月末，“协和会”在市、县、旗、地区，本部已增加到189个，分会增加到4289个，会员增加到2894646人。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翻译发行：《满洲国史》（分论上），1990年，第215页。到1944年，“协和会”更加膨胀，分会增至5185个，会员达428万余人，占当时全东北人口总数的14%以上。王希亮：《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统治》，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5页。
“协和会”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宗旨，大肆制造反动舆论，腐蚀与毒害东北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出版《满洲协和会创立思想》《协和会的根本精神》等书籍和创办《协和》《王道月刊》等多种刊物，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毒害和奴化愚民教育。
1932年，通令全国各学校把有关党义的学科及教科书一律废除”，制定基于“日满一体”、“王道大义”新的教育方针。从1933年开始，对原有的教材大加删改和重新编写。在重新编纂的教科书中，所谓“建国思想”、“王道政治”及“大同世界”等谬论几乎无书不有。
日本殖民主义者的“王道主义”宣扬，深入到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就连妇女也不放过。他们认为“男女协和，则国民力量雄厚，当然国家的效率也要增进。假如丢了妇女，则国民力量自然减少，而国家进展也要发生障碍，所以‘王道’政治丢不掉妇女”。
1942年12月8日，日本为稳固后方殖民地统治，更加强化了对殖民地人民的“王道主义”教育，指使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发布了《国民训》。要求“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为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国民须以忠孝仁义为本，民族协和，努力于道义国家之完成”“国民须举总力，实现建国理想，迈进大东亚共荣之达成”。《国民训》，《盛京时报》，1942年12月8日，第1版。
日本殖民主義者企图通过宣传、鼓吹、灌输、普及“王道主义”，麻醉中国人民的意志，摧毁中华民族文化，达到永久殖民统治的目的。但不甘屈服的中华儿女们始终不渝地与日本法西斯殖民文化进行着顽强、不屈不挠的抵制和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捍卫中华民族文化的战歌。东北作家罗烽、金剑啸、舒群、萧军、萧红、白朗、梁山丁、王秋莹、袁犀、梅娘、金音等一批文化精英，通过他们的文学作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黑暗，隐喻光明，保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坚定的民族气节。
（责任编辑：冯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