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末曾到重庆开会，会议所在地沙坪坝及附近的红岩嘴已经变得不认识了。开幕式上我发言历数了曾经到过的重庆地方，却发现当地的年轻人也听得茫茫然一头雾水。世事变化之快，如果不用适当的文字记载下来，抗战重庆文人的足迹将很难实地寻觅了。
我自己２５年前是寻过的，起因是为写《沙汀传》。当时我发了个愿，为了能把作家的生活状态和写作情境结合得更紧密，决心下力气把沙汀一生走过的地方都走上一遍！后来因了各种缘故，这个“走上一遍”难免打了点折扣，但多数的地方真的去过了。比如从偏僻的沙汀故乡安县县城一直走到雎水镇（与地震的北川县近在咫尺）、秀水镇；比如找到了艾芜、沙汀同班读书的成都盐道街省一师原址（还剩下一堵墙是原物）、两人“文革”遭囚禁的昭觉寺；比如“左联”时上海的居住地闸北德恩里、青岛的距野路等，加上抗战期间重庆的角角落落，我都一一踏访过。
重庆访问的地方都与“文协”有关。“文协”全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抗战中团结了大多数作家的一个民间组织。１９３８年３月于武汉成立，老舍名为总务组组长（后改称总务部主任），可这个会没有设会长、副会长，老舍就是名实相符大当家。同年７月底，老舍、萧伯青（“文协”前期专职干事，继任者为梅林）、老向、何容四人携“文协”印鉴文件上船，标志着“文协”西迁。８月中辗转到达重庆，先在青年会落脚，两个月后由会员蒋碧薇、郭有守等介绍租得临江门横街３３号的三层楼屋四间，做了“文协”总会在渝的第一个会所，对外正式办公。１９３９年的“五三”、“五四”日寇首次对陪都进行大轰炸，临江门离重灾区很近，所幸文协总会得免于火。这年年底沙汀由延安回川，安置好家属后到重庆报到，他的工作一是为延安“鲁艺”物色教员，二是在周恩来的助手徐冰指导下联系、团结“文协”的作家。所以他到红岩南方局接上关系，在曾家岩５０号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即“周公馆”报到后，当日就到临江门“文协”总会去了。一进门撞见剧作家宋之的。他们在上海认得，一起在四马路的绍兴馆子喝过花雕。宋之的为人豪爽热情在戏剧界是有名的，人称“宋大爷”，当他听说沙汀还没有找到住所落脚，便立刻邀请他住到他们华裕农场去。
华裕农场位于重庆铜元局，那里住的清一色是刚从慰问前线返渝的“文协”作家战地访问团的成员，包括访问团副团长宋之的和怀孕的妻子王苹，罗烽、白朗夫妇，葛一虹等。铜元局是个地名，在长江南岸。１９８６年６月１３日重庆市文联的王觉帮我安排一位熟悉地理的郭同事，不辞辛苦陪我从菜园坝与当年沙汀他们一样的摆渡过江（现在有了大桥），到达对岸的铜元局。农场已成昨日黄花，但作为场部的扁长的四合院仍在。农场为胡子昂抗战中所建，去铜元局的当天先就采访过胡子昂的侄子胡甫臣，听他讲那个农场由他哥哥胡甫章和一名姓陈技师管理的情况。陈技师亲友的故事是沙汀写兵役题材的原型，而与文化人来住都是经过其兄同意的。四合院的住法：正房是他们家和罗烽夫妇，左厢房是宋之的夫妇和沙汀，右厢房是农场办公室。我都一一“参拜”，自然已是破败不堪。当时胡甫臣是个中学生，一家人和作家们关系融洽。他母亲会开中医方子给文人瞧病，他自己帮罗烽抄过《满洲的囚徒》的稿子，替沙汀抄过《Ｈ将军在前线》。这个Ｈ将军即贺龙，是在香港发表个别篇章时不得不用的隐名，后出版单行本改作《随军散记》。《雾重庆》的作者宋之的１９５６年早逝，１９８７年３月１２日我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宿舍访问这段往事，面对的只能是宋的夫人、名导演王苹了（导过电影《槐树庄》等）。她回忆了“文协”作家们的居住情况，平时各自闭门写作的写作、编杂志的编杂志，吃饭在王苹这儿搭伙（沙汀说王苹的烹调拿手好戏是“黄豆红烧牛尾”），休息时一伙人也会打打麻将。这很有点集体宿舍的味道，自由散漫，但很是抱团。另一同住者葛一虹，抗战前在上海是左翼戏剧家联盟成员，这时是“文协”的候补理事、《中苏文化》常务编委，后来曾对向林冰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民间形式论”提出驳难，一时引人注目，为抗战文学史的一大事件。１９８７年４月２８日我在北京虎坊桥他的住所访问过他，他提出华裕农场的文人还有名导演章泯和其夫人萧三的妹妹萧昆，章泯一度是与蓝苹（江青）有关系的。这样一算，住在农场的戏剧家就占了上风，可见在抗战中话剧作者与小说作者互相无成见地往来，关系比战前、战后都要密切。老舍自述拿起笔写剧本的经过，其中就包括与戏剧界朋友的往来增多，影响所及，才会和宋之的合写《国家至上》，和赵清阁合写《桃李春风》。葛一虹回忆自己在华裕农场约过沙汀的稿子，沙汀那时将在延安写完的贺龙长篇报告拿出去发表，并写连续性的华北敌后见闻。王苹、葛一虹都看了我在铜元局拍的照片，对华裕农场自己住过的院子、房间做了确认，然后在背后郑重签名。现在成了我的珍藏。
临江门的“文协”总会虽然简陋，老舍却形容为“开窗面江，清风徐来”，有好风景看（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务报告·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报告》）。这个会所我已经无从寻找，因为１９４０年雾季（冬季）一过，４月日机恢复轰炸，临江门会所难逃此劫，两间半房子遭毁，但总务部与两三会员仍然在那里坚持工作。到６月再炸，市内房屋大片烧毁成废墟，水电系统悉被破坏，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楼就葬身火海了。我们读老舍的“文协”报告，有这次轰炸的叙述：
到六月十九与二十两日，重庆变成了火海。总务部无法不退出城去。幸而，我们在春初即在南温泉预备下了几间房——这几间房就发生了很大的作用。总务部把重要的文件都运到南温泉，干事与有家眷的会员们也都移到那里去。这样南泉便成了文协的第二个家。（老舍《一九四一年总务部报告（三月二十日）》）
这第二个会所的房子均是草舍。四川的草舍简易极了，立四根木头为柱，竹片糊泥为墙，竹篾绑在梁柱上盖了茅草便为顶，现在要寻这些房子当然是不可能的。但还有踪迹可循，因为“桃子沟”这个名称还在，沙汀记得很清楚，梅林、欧阳山、草明、杨骚、白薇、臧云远、陈学昭曾住在那里，他自己也短期在此栖身过。我１９８６年寻到南温泉容易，可要看建文峰下的桃子沟景象就难了。因为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何谓桃子沟。但当我根据沙汀提供的线索说出张恨水也住了“文协”的三间房，而且是与他们隔沟相望的时候，南温泉管理处竟然杀出个老师傅来，说那他就知道了。靠了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的名声，我才站在了一条干涸的沟边，想像当年两岸居住的“文协”作家们谁赚了笔稿费就在河坎上吆喝一声，从各间茅屋檐下就会冒出些衣冠整齐或衣冠不整的文人来，相邀走到附近茶馆、饭铺去的情景。后来我在张恨水的传记里也读到了对桃子沟张宅的描写：“这是个四时有花的美丽地方，前有建文峰，后有仙女峰，门前有条沟，有根独木桥通向对面山腰，每当山洪暴发，洪水像一条浑黄的巨龙，呼啸着从他家门前翻滚而下。大雨过后，林木格外清新葳蕤，清晨雾霭如缕缕轻纱缭绕着群峰。”如果说到文协的“国难房子”，就不那么美妙了：“关门稍出一点力，全屋摇动，黄泥纷纷下落。风一吹，茅草萧萧。若遇大风，茅草就要被卷走。要有雨来，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拿出所有的盆盆坛坛接漏，书案上要盖上油布。恨水把它题作‘待漏斋’，他又仿陆游诗意，把他的书斋兼卧室题为‘北望斋’。”（石楠：《张恨水》）这即南温泉“文协”草舍足够继杜甫草堂之全部意境处了。
作家们借以躲避空袭的另一重庆文化重镇是北碚。我数次到过这个离市区５０公里外已完全城市化的昔日嘉陵江边小镇，参观被称为“老舍故居”的小洋楼。这次又去，但因是星期一停馆，弄得许多第一次慕名而来的中外青年教授只能怅惘地绕房团团转。这房实际上应称“林语堂老舍故居”才比较准确，它本是林语堂买下的一幢小楼（北碚蔡锷路２４号），周围还有附属性的平房，但现在是孤零零地立在高耸的住宅大楼群中央，如我们许多建筑文物一样被割断了周边的文化带，哑在那里。后人已不大知道最初老舍因这里聚集了黄桷镇复旦大学、东阳镇通俗读物编刊社、北碚国立编译馆、礼乐馆的众朋友，便常来住住而已，直到１９４３年１１月胡絜青和孩子由北平赶来团聚，才定居下来，并开始创作《四世同堂》。老舍说得一点不含糊，原先“文协”便计划在北碚安家的：“在碚的会员比在南温泉的还要多，大家都以为有设会所的必要，并推老向、以群、萧伯青等几位先生负责租房”。待到（１９４０年）“六月中，林语堂先生奉命出国，即将北碚寓所的大部分房屋让与文协，作为北碚会所。林语堂先生所有的木器都未带走，他声明借给文协使用，这样，没有费什么事，北碚的会所便成立了。”（老舍《一九四一年总务部报告（三月二十日）》）
但是“有了北碚与南泉作文协的两翼”（老舍语），重庆城里的会所仍然不可或缺。这时，华裕农场的两位大将宋之的、葛一虹再次发挥作用。他俩不知如何能这般消息灵通，听说范长江的青年记者协会有房子被震坏准备迁出，但房屋稍加修葺实在是可用的，于是便给“文协”的总务部通风报信，总务部当机立断，下手租房。这就是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文协”在重庆的另一个总会所在，一直运行至１９４６年，成为著名的战时文艺界集聚地的张家花园６５号。
许多人都带了温热的感情忆及这个地址。我在访问华裕农场后，曾在王觉指引下走访了张家花园，看到的只是由观音岩下坎起始的一面坡，沿坡走了几个来回，试着体验一下当年作家们前来要费的力气。我搜集现代文学插图，见过胡风、梅志夫妇与孩子在张家花园高大门板前的合影，后来收进书里。但是我没法想像门内的一切，无从知道沙汀或茅盾怎样临时挤住在以群的房间里，沙汀还能写出他的短篇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馆里》。我很长时间以为张家花园是一座大院，里面文人你来我往，充满了故事。可是自访问了葛一虹，他帮我打破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文学化的图景，还我一个真实的张家花园。据他说，从大门进去是个天井，后手是廖梦醒一家所住的楼房，左手是“文协”的三层楼，而“文协”所租的只是一层的四间屋子罢了。二层与三层并不属于“文协”，但都是文艺界的朋友轮番居住，简直是临江门的翻版。集体宿舍的味道，又与华裕农场相近。我说了沙汀回忆的一些“住客”，有的葛一虹表示首肯，有的就直摇头。因为他是这所楼房的具体介绍人及真正的房客，所以他当场撕下这一天的台历，为我画了一张草图。过了一星期，１９８７年５月４日他突然写了封信来，又画了一张更详尽的张家花园“文协”楼房居住使用图（又用了这一日的台历纸）。按图示：这楼每层是四间屋子，中间为走廊，一边两间。一层的四间为“文协”所租用，右手是个套间，外屋是“文协”会议室，里屋是梅林办公室兼卧室；左手两间，一为以群住，一为客房。“文协”的工作并不轻松，但从一开始所定的规矩，四个部的正副主任都是白尽义务，抗战八年，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工资或津贴！老舍这个主要负责人，不住会址却要自寻出路，为“文协”办公花费的信件、邮资都需自掏腰包。起初租临江门的房子三间，规定只有一个专职干事驻会领薄薪，但老舍坚持一旦可能就再租一间留作客房，供会员随时使用，并将此事写进了文协报告中。现在因业务繁忙虽增了以群，但还是只有“客房”而没有“领导”住房的。这个一层的平面图，无疑就是“文协”抗战精神的写照。（附图）而二三楼自己花房费租用的朋友，仅戏剧界的就有宋之的、葛一虹、史东山、舒绣文、郑君里、陈鲤庭等多人，这也是华裕农场的一个缩影。
那几天，在重庆会议之后主人请大家去合川钓鱼城参观。路经草街子的时候，高速路的一侧闪出了“陶行知学校”的标牌。我不禁想起八十年代曾经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从北碚乘船加步行去踏访这个当年能大声唱苏联歌曲，给一片树林起名“普希金林”，文学系主任是艾青、音乐系主任是贺绿汀的了不起的学校。其实这也是个“文协”文人集中的地方，也有话可说。但因篇幅关系，有朝一日我有兴致再续写个“古圣寺陶行知育才学校访问记”做本文的姊妹篇吧。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０日“三九”第一日北京仍无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