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雕塑的精雕细作与绘画艺术的功底是密不可分的，许多形神兼备的古代雕塑都是以绘画稿的基础和形式雕刻而成。古代雕塑的绘画性艺术特点非常突出，绘画语言极其丰富，其种类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宗教雕塑，二是祭祀器皿(随葬品)，三是陵寝石雕。
一、宗教雕塑的绘画性语言
宗教雕塑大多在寺庙道观中，人们根据传说中的故事，将菩萨、神明塑造成真、善、美的化身和崇高伟大的象征，供信徒们顶礼膜拜，以菩萨万能的神力，无边的法力，扬善除恶，保护一方子民，安居乐业。如此习俗，代代相传。故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寺庙菩萨，所以从人们信仰神明时代开始，宗教雕塑就逐步形成，水平逐渐提高。
佛教造像有宗教特殊的造型要求，在欣赏时需要了解经规仪轨的种种规定。佛像慈眉善目，两耳垂肩，手长过膝，其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讲究线条流畅飘逸，衣纹线条的布局疏密结合。如例图(汉传佛像)，坐像上半身衣纹线条疏缓圆浑，下半身衣纹紧密重叠，富有国画中讲究的“疏可跑马，密不通风”的味道，在衣纹刻划线条方面犹如国画十八描中的“高古游丝描”，尖圆细致、秀劲古逸，其浓厚的艺术装饰性和神化般的虚拟成分，增强了佛像所要求表现的庄严气氛，带有一种离尘的神秘，又包含一种祥和的亲切；图例中(敦煌莫高窟睡佛造像)，睡佛安详侧卧的身姿，带有浓厚的装饰效果的衣服裙摆，其线条纹路犹如图案式的规整对称的排列，配上背景色彩丰富的壁画，让人联想“睡佛”如同一幅立体的绘画，呈现人们眼前。此类雕塑的绘画性语言比较鲜明。
元、明、清三代随着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汉式传统造像虽然在承袭前代风格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但已呈衰落趋势。明代嘉靖以后，特别是万历年间，汉传造像又独盛一时，造型多头大身长，体态丰满，传世作品较多。明代的汉传佛教造像特别是中早期造像，比例适中，身躯饱满结实，线条简洁流畅，丰腴而不虚，近人而不俗。佛像身、胸、腹的起伏和平简的外衣形成对照，富有整体感。清代的汉传佛教造像的主要特征是颊丰颐满，弯眉细长，鼻高且直，宽肩细腰。佛像大都是着袒右式衲衣，质地显得比较厚实。菩萨像多为汉式装束，服饰贴体而轻柔，衣纹和衣饰的刻画运用写实手法，真实感觉较强；在表现手法上线条纤巧流畅，富有绘画线条的艺术感染力。
二、祭祀器皿(随葬品)中的绘画性语言
古代的祭祀器皿有陶器、青铜器、玉器和漆器等。几种祭器中就综合性工艺水平来讲，当属青铜器最高。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觯、晕、尊、壶、卣、方彝、觥、基、盂、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
青铜器的艺术魅力表现在三个方面：构思巧妙的形态、富丽精致的纹饰、风格多样的铭文书体。在此，谈谈艺术魅力的前两项——构思巧妙的形态和富丽精致的纹饰。
1975年在湖南省醴陵县狮形山出土的象尊(见图例)，精美绝伦，通体作象形，其腹部宽大结实，四足粗壮，踏地有声，象鼻卷起，略呈反s形，有凝重感，曲线显得流畅而不呆板，活脱脱是一头现实生活中的大象的形态。更为难得的是象尊通体布满纹饰，主体部位是饕餮纹、夔纹，鼻上饰鳞纹，额上有蛇纹，多种精美的装饰图案和精致的绘画线条充分体现出运用绘画中点、线、面的语素，使造型生动的象尊全身配以精美的图案，使绘画艺术与雕刻有机的结合，更体现其艺术价值，犹似一幅优美的立体图画呈现在眼前。
又如图例(四羊方尊)，它的四肩、腹部及圈足设计成四个大卷角羊，边角及每一面的中心线都是长棱脊，改善了器物边角的单调感，增强了造型的气势，再刻上对称的凹槽纹路，动静结合，在宁静中突出威严的感觉，寓雄奇于秀美之间，羊头采用较写实的手法，配以装饰味较浓的羊角造型，其流畅的线条和羊胸前的精美图案的细致刻画，可谓巧夺天工。
中国青铜器时代的鼎盛期，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在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种类也较多，图案设计有很高的绘画工艺水平，最常见的花纹是饕餮纹，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商周两代的餐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还有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隋唐时代雕塑技艺更为精湛，灿烂华美的三彩明器，宋、元、明、清精美绝伦的瓷塑、竹雕、玉雕、木雕、漆雕、根雕、象牙雕、泥捏塑等小型案头陈设品及工艺品等等，无数不朽之作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构成了民族工艺美术的延续，成就辉煌的雕塑历史。
在中国南方，精美的玉器品种繁多，造型复杂，商周时期的玉器已能碾琢阴线、阳线、平凸、隐起的几何形及动物形图案装饰，具有朴素稚拙的风格。以造型单纯、古朴，造型双勾隐起的阳线装饰细部为其主要特征，并出现了俏色玉器。春秋战国时期玉器工艺有了广泛的发展，各诸侯国竞相琢治，精益求精。秦汉玉器与精雕细刻的春秋战国玉雕相比，在艺术风格上趋向雄浑豪放。汉玉隐起处常用细如毫发的阴线雕饰，有如工笔画中的高古游丝描一般，有的像国画中的行云流水描，如云舒卷、似水转折不滞，用其绘画艺术性语言丰富了其造型的魅力。
元、明玉器还受到文人书画的影响，发展了碾琢文人诗词和写意山水画的玉器，也往往镌刻名家款识，追求文人高雅的情趣，融绘画、书法于玉器雕刻之中。
三、陵寝石雕的绘画性语言
中国的陵墓石雕在东汉时期一度盛行，但由于三国及两晋时期的连年战乱，为防止盗墓，在上层社会中薄葬制度流行，帝王诸侯陵墓前的雕像石刻极少。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的相对稳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使追求奢靡之风再次泛起，帝王诸侯纷纷大肆修建陵墓，这也使得陵墓雕刻又一次成为了社会的风尚，作品的艺术水平也较之以前有了新的发展，陵墓雕刻成为了中国古代雕塑史上重要的一部分。南朝陵墓前的石兽均为一对。按照制度，皇帝陵前的石兽，头大而颈部略细，有翼有脚爪，颌下有长须垂胸，陵前右侧的一座头上独角，左侧的一座头上双角；王侯墓前的石兽，头大而颈部短粗，有长舌垂胸，有翼有脚爪，但头上无角。起源于魏晋时期的石窟艺术，是集雕刻、建筑、彩塑、壁画于一体的综合艺术，而雕刻是其中的主体，也是我国石雕艺术中的精品。汉代的石雕十分发达，特别是西汉时期抗击匈奴的名将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令后人叹为观止，是石雕艺术的顶峰。现存石雕有“马踏匈奴”、石人、卧马、卧牛、卧象、伏虎、野猪等10余件，均由花岗石雕成，造型整体有气势，生动传神，构想超凡，题材多样，富有大自然的山野情调，意象博大深沉。特别在表现各种动物的造型上，惟妙惟肖，生动传神，无不蕴含着饱满的生机，其姿态或腾跃、或宁息，神态万般，各具特色，风格质朴而有灵趣，凝重刚健，恢宏含蓄，气势浑厚磅礴。特别是“马踏匈奴”，其造型上以简练概括的手法体现雄壮威武，犹如中国画中的大写意手笔，注重神似、形似，而削弱线条的刻画。同时，大部分作品是依石拟型，稍加雕刻，突出对象的主要特征和动势，显示出汉代石刻刚强气魄和深沉宏大的风格，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以写实与写意并重的特色表现出了中华民族雄厚气质。这些优美、生动、朴实、敦厚的雕塑形象历经千年而始终具有艺术的魅力。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其绘画性语言蕴含其间，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无论是祭祀器皿、宗教造像还是陵寝石雕，都普遍反映着悠久传统的装饰性趣味和绘画性语言。因为装饰性既不等同于生活真实，却又是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司空见惯的艺术真实，它有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有“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其语言精练，线条简洁，这是意象性衍生的艺术特点，像中国写意画一样，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酣畅淋漓的艺术享受。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雕塑与中国的绘画艺术性是紧密相关的，不可分割的，古代雕塑在绘画性语言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完善，不同的历史时期都留下了不同水平的代表作，形成中国古代雕塑独特的艺术风格，也使绘画性语言在雕塑中不断地得到结合延伸，使之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直至现在，这些艺术品仍是我国美术史上灿烂辉煌的艺术珍品，受世界瞩目。
(王 瑶 福建省科技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