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集美鳌园石雕看陈嘉庚先生的文化观

摘 要 位于风光旖旎的集美学村的鳌园,是陈嘉庚先生兴建的传播高尚的思想情操和文明道德风范的大观园。鳌园长廊两壁和纪念碑的四周及围墙,以连环浮雕图等形式构筑成一座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博物大观,精美的石雕与题刻,充分体现出寓教于乐、寓教于游的建园宗旨。

关键词 集美学村 鳌园石雕 陈嘉庚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s.2016.04.063

Abstract Ao Park is located in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Jimei, is the spread of Tan Kah Kee built noble sentiments and ideas of civilized morality Grand View Garden. Ao Park corridor walls and monuments in and around the walls, to the comic relief in the form of maps constructed as a scientific and artistic naturalist Grand, exquisite stone carvings and inscriptions, which fully reflects the entertaining, Education in Entertainment purpose built park.

Key words Jimei; Ao Park stone; Tan

陈嘉庚生活在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总计他的一生在国内和国外的时间分别约为38年和49年。“他是一个很富有传统的中国人。但他又不限于传统。”陈嘉庚生活的经历决定了他特有的文化观,在他身上不仅体现了以求善为目标的道德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还体现了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型文化——西方文化的特点。鳌园的石雕,正是依托于中国传统文化,借以抒发陈嘉庚热爱共产党,表达自己的真切情感,昭示后人。同时传播西方优秀的文化,是希望人们在游览过程中,吸收科学知识和破除迷信观念。

1 中国传统文化对陈嘉庚的影响

陈嘉庚自幼从私塾、家庭与社会中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国内度过的,16岁以前读私塾,读的主要是《四书》、《五经》,着重于道德修养。在1893年奉命回乡完婚,回乡完婚之际补习中文。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不同地域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特色,大到历史传统、风土人情,小到“乡音难改”,作为炎黄子孙的陈嘉庚,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以无与伦比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激励着他,并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者,在上世纪20-30年代,陈嘉庚曾提出中国固有文化的提倡和保存的问题。他认为波兰之所以复国,就在于对其文化的极力保存,而汉族在元、清统治后两度恢复,也是固有的汉文化因素起的作用。并主张保留中国文化以维持民族精神,“盖国可亡、族可亡,中国固有文化精神万不能残缺”。

陈嘉庚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的基本倾向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礼乐仁义,重视伦理道德,提倡忠恕中庸,主张德治仁政,是充满实践理性的伦理和哲学。其中《礼记·大学》阐述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修养目标,又提出实现这些修养目标的步骤,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陈嘉庚先生认同厦门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便是受儒家思想的关于个人道德修养目标的论述的影响。

建立在中国传统社会基础之上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哲学,博大精深而源远流长。审视中国传统哲学,可以看到一些通古贯今的基本观点,表现着一些基本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哲学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便是天人合一,孔子在《易传》中提出了“与天地合德”的思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为,后天而奉天时。”这是最早的关于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论述。孟子说“尽其心者,则知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孔子的孙子子思提出“唯天下之至诚,方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就是说,人们修养到至诚的境地,就能通达社会的大纲大法和人伦道德,懂得万物化育的道理,进一步能通达天德而“天人合一”。“诸葛亮马前课”正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陈嘉庚身上的集中体现,这在“至诚道前知”可以看出。陈嘉庚曾在一次谈话中讲到“诸葛亮马前课”,“马前课”是孔明卜卦。他认为这并不是迷信,而是古语至诚之道必有前知。“诚者,天之道也”,“圣人之性”便是“诚”,《三国演义》把孔明描述成近乎于神的形象使陈嘉庚认为孔明修养达到至诚境界,所以能有前知占卜预测。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等的观念对陈嘉庚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引申为对祖国的忠诚,对朋友的忠厚,对事业的忠心和大力畅扬几千年来延续于中国家庭的孝敬长辈、孝敬父母的“孝”,也在鳌园石雕中的体现。在陈嘉庚陵前拜亭的青石雕和围墙浮雕中有苏武、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林则徐等超越时代和阶级界限的民族英雄,在他们身上显示出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和美德,如体现文天祥生死观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和体现林则徐祸福观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些英雄的崇高品质和风范,建构起检验人生志趣品格的标准,回荡着贯穿古今的爱国主义主旋律。

脍炙人口的中华戏曲也深深地影响着陈嘉庚。中国文学向来以诗文为正宗,其它的被看作是陪衬,难登大雅之堂。到了13世纪,随着赵宋王朝的日暮途穷,外族南侵,政权易主,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统治秩序受到了强烈冲击,维系统治的思想意识势如破冰。反映在文坛上,审美取向开始转移,雅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终于被生机勃发的俗文化逐步取代。具有综合艺术之长,结构精细、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活、语言风格清新的戏曲、小说,开始居于文坛的中心的位置,吸引观众和读者。戏曲、小说凭借强烈的艺术魅力,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心灵,展示了民众的理想和情感,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学海涵万伏、绚丽辉煌的另一个方面,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在鳌园游廊左边“至诚道前知”下面石刻的第三部分就是七出传统戏曲画面:“赵武灵王”、“包公斩鲁斋郎”、“秦香莲”、“县台背纤”、“打严嵩”、“现世报”、“打面缸”。在围墙浮雕中也有中国传统戏曲故事,如木兰从军、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白蛇传等。在这些传统戏曲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主题,一是揭露封建礼教、婚姻制度的罪恶,歌颂真挚的爱情及主人公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如秦香莲、孔雀东南飞(又名《焦仲卿妻》)、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白蛇传等。二是描述劳动人民悲惨痛苦的境遇,刻画了英雄人物正直、善良、聪明、机智的性格,赞美了英雄人物强烈的反抗意志,歌颂了他们敢于向黑暗势力展开搏斗,甚至死而不屈的英勇行为。如包公斩鲁斋郎、县台背纤、打严嵩等。

2 西方工业文明对陈嘉庚的影响

陈嘉庚在国外的时间有49年,西方文化(尤其是工业文明)对他也有极大的影响。正是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推崇,才有了以兴学为天职的思想。对西方优秀文化的吸收和弘扬,是陈嘉庚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反映在陈嘉庚经营的实业和创办的各类学校当中,鳌园中也有集中的体现。

西方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逐渐发生变化,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生活习惯跟以往大不相同,人们的家庭、健康卫生、消费观念与以前也是迥然不同,这种变化形成了新的文化观,一种工业文明带来的新的文化。这对陈嘉庚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水是致病的主要根源,能不喝水就不喝,身体中的水分主要靠喝酒。19世纪以后,这种想法得以纠正。这在鳌园的石雕中就有鼓励人要多喝水。

服饰不仅能遮体御寒,也是表明一个人地位和身份的重要标志。在工业革命后,服装的装饰作用越来越和功能相结合。在鳌园的石雕中,有描述男子的服装,简洁而实用,西装外套配上领带和衬衣,工人和农民则穿结实而不妨碍工作的服装,妇女着装是不裸露腿部的裙装。

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对卫生与健康的关系还很不了解,卫生很差,人们对遍地垃圾污水毫不在乎,普通人把脏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直到1842年英国人查德威克发表了一个经过三年调查写成的报告,认为疾病和不卫生有密切的联系,并提出建立干净的自来水系统,保证个人和公共水卫生,建立地下排污系统,清扫街道等建议。在鳌园石雕中,有不少反映陈嘉庚非常重视促进公共卫生,改善人们健康状况,要求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工业革命后,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社会闲暇时间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有经济能力和时间去从事以前不可能参加的娱乐活动。从19世纪中叶开始,各种体育运动迅速发展起来,足球、羽毛球、网球、溜冰、田径等现代体育运动纷纷诞生。吸引了许多参加者和观众,成为各阶层人士共同喜爱的消遣方式。各类体育运动在鳌园的石雕中均有描述。

纵观陈嘉庚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结合鳌园石雕的内容,可以看出他虽然尚缺哲学与理论的基础,但作为中华儿女的他,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影响着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始终激励着他。作为长期身居海外的炎黄赤子,在吸收和弘扬西方先进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爱国精神的熏陶和激励下,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影响下,陈嘉庚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爱国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其英名永留人间,其功绩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