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摘要：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目前可以确认的17处吐蕃佛教石刻造像时代为公元8～10世纪，以密教系造像为主，服饰包括吐蕃化的俗装袍服和菩萨装、佛装，反映了吐蕃佛教传入伊始便具有显著的密教实践色彩和本土化特色，同时受到了中原汉地、印度尼泊尔、中亚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分析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基础资料收集的欠缺与造像特征把握的不全面，提出应该用佛教考古学方法对吐蕃时期佛教石刻造像进行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关键词：吐蕃；佛教石刻造像；佛教考古
中图分类号：K8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1-0052-05
吐蕃时期佛教初传雪域藏地，受到了内地、敦煌、于阗、印度、尼泊尔等多个地区文化因素的影响。外来佛教文化与吐蕃本土宗教文化相互吸收和融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前弘期藏传佛教文化。与后弘期相比，吐蕃时期的佛教造像风格多样，突出体现了藏传佛教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的特征。
一、分布与分类
吐蕃时期佛教石刻造像目前发现并确认的共计17处地点，其中3处为新发现地点。
西藏地区11处
1.拉萨市查拉路甫石窟造像。题材为释迦牟尼、三世佛、弟子、菩萨、金刚力士等，石窟寺造像，浮雕，无造像题记，时代约当公元8世纪－9世纪中叶。
2.山南地区乃东县昌珠寺石雕佛像。藏文文献《贤者喜宴》和《昌珠寺圣地指南》中都有记载，现仅存残块，题材为五方佛，寺院造像，圆雕，元造像题记，时代约当公元7世纪中叶～9世纪中叶。
3.山南地区扎囊县藏仲村造像。题材为大日如来，石碑造像，阴线刻，造像下部有藏文题记，时代约当公元7世纪中叶～9世纪中叶。
4.日喀则地区岗巴县乃甲切木石窟造像。题材为五方佛、十六波罗密菩萨、供养菩萨力士，石窟寺造像，浮雕，无造像题记，时代约当公元8—10世纪。
5.昌都地区察雅县香堆镇仁达拉康丹玛扎造像。题材为大日如来、八大菩萨，摩崖造像，浮雕，造像下方及右侧有藏文和汉文题记，时代约当公元9世纪初叶。
6.昌都地区察雅县香堆镇香康造像，新发现点，2009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进行的藏东地区盐井盐田及吐蕃石刻调查中，做了详细考古调查和记录。大部分为残块，题材为大日如来，八大菩萨、护法神、力士，寺院造像，圆雕，无造像题记，时代约当公元8世纪中后期－9世纪中叶。
7.昌都地区芒康县纳西乡查果西沟造像。题材为大日如来、二菩萨、一供养人，摩崖造像，浮雕，无造像题记，时代约当公元8世纪中后期－9世纪中叶。
8，昌都地区芒康县帮达乡朗巴朗增拉康造像。题材为大日如来、八大菩萨，寺院造像，圆雕，无造像题记，时代约当公元8世纪中后期－9世纪中叶。
9.昌都地区芒康县帮达乡达琼造像，新发现点，2009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进行的藏东地区盐井盐田及吐蕃石刻调查中，发现并做了详细的考古调查和记录。题材为大日如来、二菩萨、二坐佛，戴三叶冠、披帛带，摩崖造像，阴线刻，无造像题记，时代约当公元7世纪中叶－9世纪中叶。
10.昌都地区芒康县帮达乡然堆玛尼石刻造像，新发现点，2009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进行的藏东地区盐井盐田及吐蕃石刻调查中，发现并做了详细的考古调查和记录。19件，现存于朗巴朗增佛殿内，题材为佛、大日如来、菩萨，玛尼石刻造像，三角翻领袍服和三叶冠为其典型特征，用凿点连成的阴线刻于片石或卵石上，无造像题记，时代约当公元7世纪中叶－9世纪中叶。
11.阿里地区普兰县观音碑造像。题材为观音菩萨，石碑造像，浮雕，造像下方有藏文题记，时代约当公元8世纪～10世纪。
四川地区2处
12.石渠县洛须镇“照阿拉姆”造像。题材为大日如来、二菩萨，摩崖造像，阴线刻，造像下方有藏文和汉文题记，时代约当公元8世纪末－9世纪初。
13.黑水县徐古造像。题材为一佛二弟子、西方三圣、观音菩萨，摩崖造像，浮雕，无造像题记，时代约当公元7世纪中叶－9世纪中叶。
青海地区3处
14.玉树州贝纳沟造像。题材为大日如来、八大菩萨，摩崖造像，浮雕，造像附近有藏文题记，时代约当公元8世纪中叶－9世纪初。
15.勒巴沟第一地点造像。题材为大日如来、二菩萨，摩崖造像，浮雕，造像下方有藏文题记，时代约当公元8世纪后期。
16.勒巴沟第二地点造像。题材为金刚手菩萨，摩崖造像，阴线刻，无造像题记，时代约当公元8世纪～9世纪中叶。
此外，在海西州都兰县热水乡查干乌斯河南岸、露斯沟南侧高5米处的崖面上有一组摩崖石刻，最早经许新国调查并发表资料，做了初步研究，认为属于三佛，初步将时代定在公元5世纪至6世纪上半叶。日本学者前园实智雄现场观察过后认为三尊坐佛可能是密教系造像，可能是公元663年吐蕃占领吐谷浑以后的作品。笔者通过观察，认为这三尊造像当属密教造像无疑，但题材更可能为吐蕃密教大日如来与二菩萨，时代应不早于公元9世纪初。
印控克什米尔拉达克地区1处
17.“协”造像。题材为五方佛、供养人，摩崖造像，阴线刻，造像两侧有藏文题记，时代约当公元8世纪～10世纪。
从分布地域来看，西藏地区主要集中在昌都地区，四川地区主要在石渠县，青海地区主要集中在玉树州。集中分布区均处于三省交界处，为古代的重要通道。从种类来看，以摩崖造像为主。从表现形式来看，以浮雕为主。从时代来看，这些造像集中在公元8—9世纪，这一时期是吐蕃佛教发展的繁荣阶段，尤其是公元8世纪中期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弘佛后。从题材来看，主要有显教的佛和菩萨以及以大日如来题材为代表的密教造像两种，这也与吐蕃佛教传人及发展的情况以及周边地区佛教文化发展的历史状况基本吻合。
二、造像特征
(一)造像本体的服饰
(1)俗装
主要特征为：戴花叶冠、三叶冠或高筒胡帽，束发或缠头，头发多分缕下垂至肩，末梢卷曲，戴项饰和耳饰，穿三角翻领左衽阔袖袍服，腰束带，脚穿鞋或靴。如朗巴朗增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然堆玛尼石刻造像的大日如来和部分菩萨，查果西沟大日如来和二菩萨、供养人造像，协造像的供养人，贝纳沟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等都身着三角翻领阔袖袍服，束髻缠头或戴高筒胡帽，脚穿靴。这些造像的服饰与吐蕃绘画中的人物形象和甘肃敦煌、新疆龟兹等地吐蕃时期壁画和塑像中的吐蕃历史人物服饰非常相似，反映了公元7～11世纪流行于吐蕃及周边地区的装束特点。敦煌公元8世纪初绢画“劳度叉斗圣”中的吐蕃人即“头上是带有高冠的头巾或是缠带，布交叉缠绕成厚厚的环状圈。四人的发式均相同，紧束的头发或发辫梳成一个卷垂至肩上，袖长过手，衣领反折成三角形翻领。”敦煌158吐蕃窟涅槃
图上的吐蕃赞普“裹着赞普用的长头巾并戴皇冠……衣领向两边翻开，形成三角形领边，内还穿着一二层内衫，袖长过掌，右边的侍者穿同样的敞领袍衫，扁平的头巾或发带打褶的巾角从一侧伸出。从其右肩处可见发卷。”敦煌159吐蕃窟亦有着同样服装的吐蕃人物形象。这种服饰在当时吐蕃王室贵族中非常流行，在西藏、新疆、敦煌等地的吐蕃时期壁画和历史人物造像中均可见到。正如藏文史籍《巴协》中关于吐蕃时期佛教造像风格及样式记载中所说的那样，赞普为了打消当地人对新推崇的宗教神像的陌生感，给造像穿上了王室家族的服饰。尤其值得在注意的是，朗巴朗增造像宽腰带的边棱、带(銙)、蹀躞带、铊尾等都具有明显的唐代风格。
(2)菩萨装
主要特征为：上身或袒或披帛或着袒右大衣，下身着裙，戴冠、耳环、项饰、手镯、臂钏或脚钏等。这类装束在石窟寺造像中的菩萨像服饰上较为常见，在密教大日如来题材造像中也较为流行。查拉路甫石窟吐蕃时期造像中，菩萨均祖上身或着袒右大衣，佩戴手镯等饰品，下身多着裙或裤，膝间系带。这些特征既具有犍陀罗晚期风格，又有印度后期波罗王朝(公元750—1150年)密教菩萨像的特征。乃甲切木石窟菩萨头戴宝冠，天女戴具有吐蕃时代花冠特征的三叶花冠。普兰观音碑浮雕观音立像头戴三叶五佛宝冠，两耳垂环，上身袒露，下身长裙裹膝，戴三角形卷云纹臂钏和腕饰。其臂钏样式多见于公元8—9世纪帕拉王朝和中世纪以后的尼泊尔菩萨像上，在西安唐代宝庆寺的石雕菩萨像和戴项圈以及臂钏的佛像上也可以见到；宝冠与敦煌千佛洞公元9世纪左右吐蕃时代帛画的金刚手菩萨宝冠相似。这种冠饰和臂钏在吐蕃十分典型。“照阿拉姆”阴线刻摩崖造像头戴卷云纹和宝珠相结合的较为繁褥的塔婆宝冠，上身只在左肩披一条帛带，紧紧缠绕在身体和腿部，戴有臂钏、腕饰、项圈等，具有浓郁的东印度波罗艺术风格，与公元8世纪晚期或9世纪的尼泊尔造像风格相似。不过，金刚手菩萨头部的高发髻与中晚唐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妇女发式相似，两尊菩萨像修长和几乎直立的体态可能反映了中亚、西域或者汉式造像风格的某些因素。
在这类装束中，也有与第一类装饰相重叠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三叶冠和披肩卷曲的发缕以及束髻缠头几方面。例如仁达丹玛扎造像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达琼摩崖造像大日如来和二菩萨、香康造像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藏仲石碑造像的大日如来、勒巴沟造像第一地点的大日如来和二菩萨的这几类装饰。“照阿拉姆”造像也表现为波浪状发缕披肩，末梢卷曲。
(3)着虎皮明王造像
2009年新发现于察雅县香堆镇香康的次曲康造像中，仅存下半身。双腿粗短，叉开站立，着虎皮外衣。虎头位于左腿下部，正面，双耳竖起，双眼睁开，有髭须，脸颊圆鼓，嘴残。鼻头圆钝，微残。两大腿内侧下裙上两只带爪虎腿用两道结系起，呈圆拱状对称下垂。脚腕部各缠绕一条蛇，蛇头向上，腿及腹部交叠缠绕数条长蛇。赤脚。右掌残，脚掌右撇，脚掌向下；左足完整，微向左斜，脚趾向前。利甲紧扣脚下的披甲恶鬼。这与吐蕃占领河陇西域时期敦煌、龟兹等地石窟壁画、雕塑中神祗、武士着虎皮衣饰的形象有相似之处。而这一时期敦煌、龟兹等地的着虎皮神祗和武士形象实际上又与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有密切关系。
(4)观音菩萨造像臂搭羚羊皮
2009年调查中于芒康县朗巴朗增拉康造像八大菩萨之一的观音菩萨左臂阔袖外侧新发现，保存较好，为羚羊皮的前半部。羊头下垂，嘴较尖，两耳向下，双肩垂直向上，稍扭曲，角尖细锐。两前腿在外侧下垂，隐约可看出蹄尖分叉。羚羊皮以浅浮雕技法表现。这是藏式风格观音造像的特征之一。
上述服饰特征中，三角翻领袍服、高筒帽和缠头、着虎皮护法神等均具有较明确的吐蕃本土文化特征。
(二)像座特征
(1)像座样式
吐蕃时期佛教石刻造像的座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
莲座。又有仰覆莲、覆莲和仰莲几种。较为典型的是查拉路甫石窟吐蕃时期的中心柱造像座。其中较大的主尊造像座均为束腰仰覆莲座，其他较小的造像莲座则均为覆莲座。像座的这种特征与其中心柱的窟形均体现了隋唐之际中原以及西北地区的佛教文化因素。查果西沟大日如来和二菩萨的莲座、仁达丹玛扎造像八大菩萨、勒巴沟造像第一地点二菩萨、照阿拉姆造像的二菩萨的座等则都属于仰覆莲座的样式。
上部莲座与下部束腰须弥兽座相结合。主要体现在大日如来和四方佛的座上，具有吐蕃地域特点，神兽以狮子为主并且最为典型。上部的莲座有仰莲和仰覆莲两种形式。朗巴朗增大日如来座的仰覆莲座下的须弥座边缘雕饰有具有明显唐风的缠枝卷草纹和四破一整连续式宝相花。
上部莲座与下部神兽相结合主要有仁达丹玛扎造像大日如来造像、贝纳沟大日如来造像、勒巴沟造像第一地点大日如来造像、照阿拉姆大日如来像座等。
(2)狮子造型
狮子是后两种座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种神兽。从数量上来看，浮雕或线刻造像的一般为两只，圆雕造像一般有四只。从姿势来看，有立姿和蹲踞式两种。大部分狮子的造型特点为：蹲踞式，头上的螺旋卷状鬃毛一直垂至肩部，颌下有须，前后肢饰以鬣毛，尾巴经后腿根部绕出后贴体上翘。以贝纳沟和丹玛扎大日如来佛座狮子为典型代表，与琼结藏王陵和都兰吐蕃墓石狮的造型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兰石狮与藏王墓石狮均属赤德祖赞时期。依据石狮所属陵墓的年代以及与石狮造型风格因素的对比，我们可以判定这是吐蕃前期的石狮风格。而这种吐蕃风格应该直接来自中原。唐睿宗桥陵的石狮、乾陵石狮、永泰公主墓前石狮等造型均为蹲踞式，尾巴也从另一侧反卷上来，鬣毛为波浪状或螺蛳卷状，胸前和背脊都有一条线，胸部前凸超过吻部。并且，藏文文献中首次提到的与吐蕃早期石狮相关的是文成公主。文成公主进藏时，不仅带入石刻工匠及其“工艺制造技术”等，而且还有“八狮子鸟织锦垫”上具体的中原狮子图像。此外，为了镇魔避邪，文成公主在拉萨修建了许多寺院，而且也“在其余的一些恶劣风水的地面上，分别建筑了佛塔、石狮、大自在天象、大鹏、白螺等来改变风水”。
(3)壶门
朗巴朗增拉康大日如来须弥座束腰部分后面雕饰壶门形象，内有浅浮雕火焰摩尼宝珠，三个宝珠二下一上，裹于火焰内，呈品字形排列，置于束颈座上。这种壶门形象常见于唐代中原内地家具等的上面。
(4)座边花纹
朗巴朗增大日如来造像的束腰须弥座上面三层自上而下层层收分。三层的平面均呈方形，上面大、底面小。其中，上层为后期新做，边缘无纹，平面呈方形。中层边缘饰缠枝卷草纹，左、右、后三面均已模糊，正面亦局部残损，现存部分较清楚，在纵向竖棱隔开的长方形区域内，减地浮雕四破一整连续式宝相花八组。下层饰缠枝卷草纹，正面、左侧、后面均保存较好，正、后面各八卷，左侧六卷，右侧已不甚清楚。座边纹样具有明显的唐代风格，与唐代墓志
边缘、石棺床、华表表面细阴线刻画的卷草纹相似。
通过对服饰以及像座诸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吐蕃时期石刻佛教造像是以吐蕃本土文化为依托的，同时受到了来自东部中原唐朝、敦煌地区，西部西域地区和印度、尼泊尔等地的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的吐蕃佛教石刻造像具有吐蕃时期的寺院建筑、壁画、金铜佛像、佛塔等佛教图像资料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价值。然而，与文字资料相比，图像资料尤其是石刻造像的调查和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吐蕃佛教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几十年间，随着虽然有限但十分重要的新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发表，吐蕃时期各类佛教石刻造像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受到重视。但总体来看，这一领域的研究点仍然较为分散，以观察基础上的个案分析为主，使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受到一定限制。
综观已有研究，笔者认为，吐蕃时期石刻佛教造像研究中存在的首要问题是缺乏对造像本身的全面和客观记录。虽然石刻佛教造像的绘图、照相和文字记录客观上存在一定困难，但这一基础工作的欠缺往往会使研究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受到限制。如果其他学者再将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作为研究其他造像的参考资料，那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了。目前的17处吐蕃时期石刻佛教造像中，有较为全面和准确的文字和图像资料的只有“照阿拉姆”造像、查拉路甫石窟造像和贝纳沟造像三处。对各处造像进行全面而客观的现场观察记录、绘图和照相仍然是今后工作的首要任务。
基础资料收集工作的欠缺还导致了研究者对造像特征的把握不够全面和准确。例如，虽然众多学者都对仁达造像做过分析研究或作为自己研究过程中的对比资料，但正如艾米·海勒所说：“由于缺乏清晰的照片，所以，目前对丹玛札造像衣饰的分析都是初步的”“强顿丹玛札石狮的狮鬃也雕刻成弯曲状，但由于图辨不清，不能进行进一步的比较”，而国内外学者虽然也有到过现场的，但这处重要的造像至今还没有清晰的照片和线图资料发表。
吐蕃时期石刻佛教造像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两种：1.图像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文献资料包括传世文献记载和造像题记；图像资料包括造像本身和周边地区的造像、绘画等。通过对这两类文献资料的考释和分析以及个体图像特征的比对，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解决佛教造像的风格、时代、作者等问题。霍魏对乃甲切木、查果西和朗巴朗增造像的研究，艾米·海勒关于仁达造像的研究，汤惠生关于贝纳沟和勒巴沟造像的研究，白日·洛桑扎西关于贝纳沟造像的研究，金申和闫阵中关于普兰观音碑的研究，于春关于“照阿拉姆”造像的研究，菲利普·邓伍德关于“协”造像的研究，杨清凡关于昌珠寺石雕佛像的分析等都是这种研究法的代表。2.佛教考古学方法，目前仅见于何周德对查拉路甫石窟的研究、何强对乃甲切木石窟的研究为代表。
不可否认，图像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是我们研究吐蕃时期佛教石刻造像的有效途径，可以从多角度为我们揭示出造像的特征、风格和时代。不过，这一方法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资料收集和基础研究作为铺垫，会导致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因此，归根结底来看，佛教考古方法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对佛教造像进行科学系统研究的基础方法。石刻佛教造像虽然是一类特殊的佛教考古资料，但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基本方法是同样适用的。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可以首先从造像的位置、数量、雕凿技法、体态、装束、构图等方面对造像进行科学记录，然后对其进行类型学研究，总结各类型的特征并判断各类型的相对早晚。对于与造像共存于一处的藏汉文题记，我们首先应该判断其与造像的关系，然后对其从位置、数量、雕刻技法、字体、内容等方面进行记录，并作为判断造像年代、意义等的依据。佛教考古方法在造像数量较多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进行，对于数量较少并且明确为同时雕凿的造像来说，可以与其他同类造像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