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室求艺研习，不离不弃，挑起大梁的杨勇。这些大师都令人刮目相看。
不仅“海派玉雕多徽邦”，如今安徽籍的玉雕艺人也分布在全国各主要的玉雕中心，他们刻苦耐劳的品德，稳健扎实的作风，已经成为各地行业内的核心力量。
二、徽邦玉雕的标志意义
安徽徽派玉雕文化协会于2013年5月在合肥成立，这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情。如果说，近年来活跃的安徽籍玉雕大师及其“徽邦雕刻”作品，逐渐在业界和国人的心目中树立起了形象。那么，在安徽鲜明地打出“徽派玉雕”的旗帜，无疑是对特色文化产业的一大推动，对当今的玉雕艺术发展的一大促进。
客观地说，与江苏的“玉雕三州”—扬州、徐州、苏州比起来，近代的徽派玉雕远不如“徽州文房四宝”“徽州石木砖雕”“徽班进京”那样名声显赫。然而我们真切地看到，也就是近二三十年，一批安徽籍大师身手不凡，徽帮（三人为伙，四人为帮，多人多年立为派）玉雕在全国崭露头角，其价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严格意义上，开宗立派，要有历史的传承，要有代际的发展，要有标志性的人物及其系列作品，还要有一批可持续创作的精英队伍。那是需要文化和艺术的提纯，需要时间的积淀的。无疑，著名的上古凌家滩玉器文化，是徽派玉雕的溯源与标志。然而更重要的，是当代安徽籍玉雕翘楚们的出色表现，是徽帮玉雕的文化融合、地域融合，并且依托着浑厚的徽文化，在当今全国玉石雕行业塑造的“徽雕形象”，这已经形成了一种难得的认同与认可。
安徽籍玉雕大师以及徽地的行业发展，是当代中国玉雕的一支重要力量，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代玉雕艺术的方向。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徽派玉雕”不仅仅是行业的特征、地域的概念，更是一种文化的现象。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去很好地探讨研究、鼓励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3月，安徽徽派玉雕文化协会与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联手组织调查，在实地调研基础上撰写的《徽派玉雕调研报告》正式发布。
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徽派玉雕的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活跃在各地的徽派玉雕从业人员至少有10万人。在安徽本土已经形成蚌埠、桐城、天长、黄山四个区系：
—世纪传承的珠城蚌埠，拥有庞大的玉雕从业队伍，结构完整的产业链条和以仿古为主题的产业模式，形成了蚌埠玉雕的显著特色；
—历史文化著称的桐城，历经20余年的玉雕发展，从业人员已达2万人，形成了以经济开发区朝阳玉雕城为龙头的玉雕加工销售基地，既保持着仿古玉的传统，又与时俱进创新，建成了融创作、展示、交流、教育、收藏于一体的玉雕产业园区；
—安徽境内最东端的古城天长，具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不同时期玉雕生产的经验，已经成为国家级的扬州玉器市场重要的后方加工基地；
—在名胜之地黄山，形成了以著名大师为传承的玉雕专业队伍，300多位汪系弟子竭力壮大徽派玉雕的力量。
由此可见，不论是在外地的安徽籍大师，还是本地的从业人员，他们都盼望有一个组织可以让大家凝聚起来弘扬徽派文化，复兴徽派玉雕。于是，“安徽徽派玉雕文化协会”应运而生而又顺势而成，担起了这一历史性的重任。
据了解，安徽徽派玉雕协会成立两年来，工作卓有成效，已经申报徽派玉雕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下一步还将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谓业绩骄人。
三、徽派玉雕的文化底蕴
我认为，说徽派玉雕，就不能不谈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即徽文化，是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指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徽州文化不是简单地等同与安徽文化。徽州文化、淮河文化和皖江文化形成了安徽三大文化圈，三大文化圈合而为一，总称安徽文化、皖文化。这一文化体系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安徽含山的凌家滩，有我国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凌家滩出土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这也是徽派玉雕最古老的文化源头。
对当代的徽派玉雕来说，更重要的，还有徽州文化的丰厚底蕴。
徽州文化极具地方区域特色，其内容广博、深邃，具有整体系列性强的特点。学术界对其研究至少经历了大半个世纪，有学者指出：徽州文化深切透显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是与敦煌学和藏学并列的中国三大走向世界的地方显学之一。
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不可谓不深。
徽州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徽州人在文化领域里建树、创造了许多流派，这些流派几乎涉及当时文化的各个领域，并且都以自己的特色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其主要内容有：
程朱理学正宗流派的“新安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及集大成者朱熹祖藉均系徽州）；继承了汉古经学、被称为“朴学”的徽派考据学；发于元代成于明初的“新安画派”；始于明朝以“歙中四子”称著的徽派篆刻；以白描手法造型，典雅静穆的“徽派版画”；宋代以来跨时元明清以至民国的徽州契约文书；京剧的前身“四大徽班”由扬州进京的徽剧等；医学、刻书、建筑、壁画、徽菜；等等。
这些文化的内涵，不仅体现了中国最正统的儒家思想，也受到了释家、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同时，也不可能不影响到徽派玉雕的传承发展。
从古自今，无论是新石器时代，还是封建社会时期，安徽工匠技艺的积聚传播，都深深影响着那个时代。这也有其历史人文的因素：安徽自古山水明丽多娇，“八山一水一分田”，在农耕时期对当地生活的人们来说，苦不堪言，因为田少而生存不易。因此徽州有民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三年吃苦，拼搏出头。发达是爷，落泊歙狗”的说法。
但正是因为这种环境，造就了徽州人的勤奋努力，坚韧不拔的精神。徽州人几百年上千年来以破釜沉舟的决绝在外奔波，徽工徽商的历练和成功，带来了徽州本土生活的富庶，带来了徽州教育的发达，也成就了徽州文化的昌盛。
徽州“丢”出了一个令世人赞叹而又沉醉其中的博大精深的徽文化。鳞次栉比的马头墙，精致奇巧的石雕、砖雕、木雕，还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崇文现象，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熏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徽籍大师。
有据可考，如今一线的玉雕艺人半数以上为徽籍人。继木雕、石雕、砖雕这“徽州三雕”之后，安徽人以徽州固有的坚韧不拔，勤奋努力的精神，及博大精深的徽文化，在玉雕界也收获了自己的舞台。
四、徽派玉雕的责任担当
起源于凌家滩文化的徽派玉雕，历经中国数千年人文、艺术、雕刻技艺的陶冶，在宋代形成雏形。徽派玉雕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徽派刻画、刻书及篆刻的深刻影响，弘儒家“仁爱”思想，融百家技艺之长，秀玲珑精细之风，代表着当今安徽人的时代美学倾向。
2014年5月27日，徽派玉雕文化协会第二届年会暨高端学术论坛在合肥举行，全国各主要玉雕创作基地如上海、苏州、扬州等地的徽籍玉雕人汇聚省城，共谋发展。说到徽州人文的“平民、乡土、儒家、兼容、扩张”的特性，与会者们欣喜地看到：
—徽文化融入了当今的海派玉雕。徽籍玉雕大师以其勤奋努力，灵巧多思的特点，活跃于海派玉雕的舞台。玉恒堂的“聚10谋远”“大师定制”等系列活动让人常看常新，显现了新常态下行业的担当和有所作为。彭志勇将家乡徽文化融入玉雕创意之中，郭万龙、万伟、汪洋、曹国斌大师玉雕风格写意，人物线条流畅，在玉雕设计中有选择性地汲取绘画、雕塑、书法、石刻等艺术形式中的经典元素，将传统吉祥题材与寓意创新形象结合，情趣盎然，形神兼备。作品中弥散着徽文化的意境，“耐看耐品耐玩”，在海派中独树一帜。
—徽大师襄助徽派玉雕发展壮大。出于对家乡徽州文化的热爱，徽籍玉雕大师须臾不忘故土，时刻想着宣传徽文化，发展徽玉雕。安徽虽然自古有外出学艺、经商的传统，然远在他乡的游子们，仍然心念那一片烟雨徽州，这是自己的故土，是誓死也不能失去的地方。所以无论身处何地，从事哪一流派，他们都会为徽文化、为徽派玉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而我以为，这还远远不是最终的目标。可以说“海派玉雕有徽帮”已经实现；但“徽文化里数玉雕”显然还任重道远。
好在有了“徽派玉雕文化协会”，这一平台可以广泛地团结热心玉文化的社会各界，汇集治玉、赏玉、鉴玉、藏玉等方面的人士，整合社会资源，探讨徽地玉及玉器的文化特征及艺术风格的形成沿革，研究徽帮玉雕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开展内容翔实的系列交流活动，推动徽派玉雕本地与外埠的联手合作，促进行业和产业的发展。
此时我想到：有人把徽州人的拼搏奋进、百折不挠、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比喻成骆驼精神，有“徽骆驼”之称呼。
这一称呼最早起源什么时候已不可考，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学者胡适曾为江苏溧阳新安同乡会题写“我们是徽骆驼”的条幅。1953年，胡适又为台湾的绩溪同乡会，题写“努力做徽骆驼”的条幅。
由于胡适的一再宣传，“徽骆驼”愈来愈被世人知晓，逐渐成了徽州人的代称，成为徽州人顽强、勤奋、开拓、进取的精神象征。
“徽派玉雕”依然是“徽骆驼”，安徽省玉雕协会已经申报了徽派玉雕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下一步的工作还有很多，协会将继续申报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将申报非遗传承人评选等等。
如此看来，徽派玉雕之路依然漫长，协会担当依然任重道远。
李维翰
笔名唐风，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玉石雕刻艺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玉雕艺术评论家，玉器专家和玉文化学者，徐州玉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
1972年入徐州玉雕厂做学徒工，相继做过技工、设计员、技术科长、工艺师、厂技术负责人；1978年完成多项玉雕创作设计，参加江苏省工艺美术表彰大会，获得省政府嘉奖；1981年研修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特种工艺系进修雕刻专业。
擅长玉器制作设计、鉴定鉴赏、专业评判、理论研究；专注于收藏古代玉器，研讨中华民族玉、玉器及玉文化的现象；2011年专著《唐风说玉》出版发行，录入国内十多所高校文库。
现任《中国玉雕艺术》《天工》《鉴宝》《收藏与投资》等杂志副主编、专家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