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战国后期的儒家大师，荀子对于周公和孔子极为推崇，他尊孔子为大儒，并高颂孔子为“圣人”。但自孔子死后，他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到了荀子所处的时代，孔子形象经由孔门弟子及其他学派的发挥，已逐渐偏离了原本的模样。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荀子开始了重塑孔子形象的行动，这主要体现在《荀子》一书中。《荀子》中的孔子形象体现了孔子多方面的特点，其中既有符合历史上真实的孔子的元素，也有荀子对于孔子形象的再塑造，而这种再塑造实质上是对于孔子思想的再塑造。
关键词：《荀子》 孔子形象
一、孔子和孔子形象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等的记载，孔子早年当过管理仓库和看管牛羊的小吏；三十岁左右，开始办私学；五十岁时，担任了鲁国的中都宰，次年，升任鲁国的小司空；后又升任鲁国的大司寇，但不久之后，因政局动荡、齐人离间，孔子率部分弟子离开鲁国，开始了十四年的流亡生活。晚年，孔子返鲁，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而，作为儒家思想的奠基者，孔子对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均有着深重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仅指孔子本身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更多的还在于孔子后学对于孔子思想的发挥所产生的影响，这就关涉孔子形象问题。正如张宏生在其《四种先秦子书中的孔子形象》一文中指出：“孔学的研究至少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研究历史上的真实的孔子，一是研究孔学演变中的孔子。”{1}其中“研究孔学演变中的孔子”涉及的即是孔子的形象问题。
但是，孔子形象何以会成为一个问题？孔子及其思想何以引发儒家内部和外部的多方讨论？首先就在于孔子对于古代文化的承前启后之巨大贡献，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2}其次，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在古代社会有极大的影响力，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鳴”潮流中即有“非儒即墨”之说，可见当时儒家思想影响之大。再者，孔子思想中蕴含着孔子形象嬗变的可能性——孔子思想体系本身具有模糊性。如“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具体何为“仁”，孔子有着多种表达——“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上）……并未给予“仁”以系统全面的规定，这就给予他人无限的讨论空间。其他诸如“礼”“中庸”等概念莫不如此。与此同时，作为孔子思想主要研究资料的《论语》为语录体，内容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此外，无论是儒家后学还是其他学派的学者，他们在继承、发展或者批判孔子思想时都有自己的取舍，由此产生了众多的孔子形象。
孔子形象的嬗变从很早就开始了，战国时期，韩非子就指出：“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白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韩非子·显学》）所谓“儒分为八”，韩非子以为，孔子之后，儒学分为“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八个分支。有学者认为，韩非子的八派划分是有着明确的学术依据的——“一是八派虽自称是‘真孔学’，却与孔子之学存在明显的距离；二是不同派别之间‘取舍相反不同’，彼此思想体系存在严重对立；三是为常人所不能，有非常之举，在当时影响巨大”{3}。“儒分为八”之真伪虽然在学术史上仍存在争议，但这已经从侧面说明了孔子形象的嬗变已拉开了帷幕。随后，孔子形象的嬗变愈演愈烈。由此，有了《孟子》中作为“人伦之至”的“圣人”之孔子；有了《庄子》中化身为道家的代言人之孔子；有了《韩非子》中作为法家思想代言人之孔子；有了《吕氏春秋》中作为儒家贤者圣人之孔子；有了《春秋繁露》中接受天启的“素王”之孔子……概言之，可如顾颉刚先生在其1927年发表的一篇演讲——《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所说的：“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呢（例如战国时的孟子和荀子所说的，宋代的朱熹和陆九渊所说的）。各时代的人，他们心中怎样想，便怎样说，孔子的人格也就跟着他们变个不歇。”{4}孔子形象的嬗变实质上就是历史上孔子思想的嬗变。
二、《荀子》中的孔子形象
荀子，名况，亦称孙卿，战国后期的儒家大师。荀子一生对周公和孔子极为推崇，他尊孔子为大儒，并高颂孔子为“圣人”。但自孔子死后，他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在荀子时期，孔子形象经过孔门弟子和战国时期孟子的勾勒、渲染以及道家、墨家、法家等各个学派的异化、改造之后，已偏离了原本的模样。荀子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开启了重塑孔子形象，肃清儒学“异端”的行动。荀子的这种行动较多地保留在了《荀子》一书中。
《荀子》一书三十二篇，为荀子及其弟子所著。但是关于《荀子》的成书以及真伪问题，长期以来学者们的意见很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主要集中在《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这五篇。但这个问题又是研究荀子思想所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研究荀子对于孔子形象的重塑问题时，这个问题更需加以考虑，因为《荀子》中关于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载多集中于《宥坐》《子道》《哀公》等篇。关于《荀子》各篇章的作者和成书问题，现在学界一般认为，《劝学》等前二十六篇为荀子所著，《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六篇为荀子后学补录之作。当然，针对这种说法仍然有其他争议。但是，就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荀子》一书虽有荀子后学补录之嫌，“但基本上保存了荀子的思想，而且其中大部分乃荀子自著，是较为可信的研究荀子的原始资料”{5}。本文主要研究《荀子》一书中孔子形象的塑造问题，其中涉及的篇章虽有作者争议，但均属于荀子思想体系，因此不做单独讨论。
据统计，《荀子》中出现“孔子”及相关字眼共计 四十六处一百○二次，其中：“孔子”八十二次，“仲尼”“子”“丘”共四十次。具体分布于《荀子》三十二篇中的十六篇里，在这十六篇中又主要集中于《宥坐》《子道》《哀公》等几篇中。{6}《荀子》一书中关于孔子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直接对孔子的评述，如“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7}（《非十二子》）；二是在阐述理论时直接引用孔子的话加以论证，如“故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重其豫，犹恐及其，是以百举而不陷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必节；勇而好同必胜；知而好谦必贤。’此之谓也”（《仲尼》）；三是记述与孔子相关的事件，如“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儒效》）；四是记录孔子与其弟子、时人的对话，这主要出现在《大略》《子道》《哀公》《尧问》这四篇中。
《荀子》中的孔子形象虽不如《论语》中表现出来的那样生动、具体，但也多方面地体现了孔子的人格特点与思想学说，并且在《荀子》中孔子的形象是统一的，没有像《庄子》《韩非子》那样存在内部矛盾。然而，并不是说《荀子》中所呈现的孔子就完全符合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像《孟子》一样，《荀子》也把孔子理想化了，“虽然他（荀子）对孔子非常推崇，但他决不会将自己纳入孔子的轨道，而是相反，将孔子纳入自己的体系”{8}。具体来说，《荀子》对于孔子形象的塑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好学之师者
孔子一生好学，关于这点，《论语》中多有记载，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而》）“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为政》）“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等，无不体现出孔子对于学习的积极追求。荀子十分推崇孔子，常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对于学习，他也非常重视，如《荀子》开篇即讲“劝学”，《劝学》开篇即点明“学不可以已”。在提及孔子时，《荀子》也特别关注了孔子好学的一面。孔子曰：“如垤而进，吾与之；如丘而止，吾已矣。”（《荀子·宥坐》，以下引用《荀子》，只列篇名）荀子据此批评时人学而未足而沾沾自喜、枉为人师的状况（“今学曾未如疣赘，则具然欲为人师”）。并且孔子认为：“幼不能强学，老无以教之，吾耻之。”（《宥坐》）以少时不好学，年老时不能给予他人有效指导为耻。作为老师，孔子也特别关注弟子的学习问题，如在《大略》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子贡问于孔子曰：“赐倦于学矣，愿息事君。”孔子曰：“《诗》云：‘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事君难，事君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事亲。”孔子曰：“《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事亲难，事亲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妻子。”孔子曰：“《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难，妻子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朋友。”孔子曰：“《诗》云：‘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朋友难，朋友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耕。”孔子曰：“《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耕难，耕焉可息哉！”“然则赐无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圹，皋如也，如也，鬲如也，此则知所息矣。”子贡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子贡，即端木赐，孔子弟子，为孔门七十二贤人之一。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孔子曾称赞他为“瑚琏之器”（《论语·公冶长》）。面对子贡“倦怠于学”，而想要“事君”“事亲”“息于妻子”“息于朋友”“息耕”，孔子循循善诱，一步步引导子贡知晓侍奉君主、双亲、妻子，交友，从事耕作这些都是世间的难事，要做好这些事情均离不开勤勉的学习。并告诉子贡，学习是永无止境的，以此劝诫子贡潜心学习，不要半途而废。这也从正面树立了孔子的“好学之师者”形象。
（二）谦虚知礼的君子
“君子”是孔子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君子”这一概念经由孔子的发挥，真正实现了由“位”到“德”的嬗变。在《荀子》一书中也涉及众多孔子对于“君子”的论述，如《宥坐》中关于“君子见大水必观焉”的探讨；《子道》中孔子讲“君子入则笃行，出则友贤”“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以及对于“士君子”和“明君子”的区别等。在《荀子》为数不多关于“孔子”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孔子在立身行事中是以“君子”的標准要求自己的。
在《荀子》中，孔子主张谦虚谨慎，如《宥坐》中记载：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
借由鲁桓公庙中的“宥坐之器”，孔子告知弟子抑损之法：聪明圣知，则要用笨拙来保持；功劳遍及天下，则要用谦让来保持；勇力盖世，则要用胆怯来保持；富有四海，则要用谦恭来保持。那如何做人谦虚呢？孔子认为，做人谦虚就要像土地一样，深挖它就能得到甘泉，在它上面种上五谷就能茂盛生长，草木在它上面繁殖，禽兽在它上面生息；活着就站在它上面，死了就埋在它里面；它的功劳很多却不自以为有功德。
孔子知礼，重视礼，并时常以礼的标准约束自身。《子道》有云：
子路问于孔子曰：“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谓子贡曰：“吾以为夫子无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贡曰：“女何问哉？”子路曰：“由问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贡曰：“吾将为女问之。”子贡问曰：“练而床，礼邪？”孔子曰；“非礼也。”子贡出，谓子路曰：“女谓夫子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无所不知，女问非也。礼：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孔子恪守“居是邑，不非其大夫”之礼，在弟子询问当政的鲁国大夫为父母进行周年祭祀时睡在床上合不合礼的问题时，孔子知而不答。
（三）乱世之大儒
荀子曾对儒者进行过细致的划分，他认为儒者包括陋儒、散儒、腐儒、贱儒、小儒、俗儒、雅儒、大儒等。在《儒效》中，荀子主要提到了儒者的三个层次，即俗儒、雅儒和大儒。在各国纷争，各自谋求统一的战国时代，荀子认为儒者的力量是很强大的。用俗儒可使万乘之国得以生存，用雅儒可使千乘之国安定。用大儒者，即使只是一个百里之地的小国，三年之后，也能形成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的局势；若大儒用于万乘之国，就可以迅速平定天下，一朝而声名远扬。荀子非常推崇孔子，称孔子为大儒：
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得以为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是大儒之征也。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穷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杰化之，嵬琐逃之，邪说畏之，众人愧之。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儒效》）
“礼”是荀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同时荀子又是现实主义思想家，他非常看重礼义的社会功用问题。荀子以为，大儒之社会贡献当如周公——具有治国安邦、统一天下的政治才能。在荀子看来，孔子虽然没有周公之名位，但他“不蔽于成积”，拥有通达的智慧，能“知通统类”，能“不以邪道为贪”“明于持社稷之大义”“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故可成为“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之大儒。
此外，作为大儒，孔子还可移风易俗：
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必分，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效》）
听闻孔子将成为司寇，沈犹氏不敢再在早晨给要卖的羊喝水以欺骗顾客了；公慎氏休掉了淫乱的妻子；荒淫无度的慎溃氏逃出了鲁国；卖牛马的不再漫天要价了。孔子住在阙党的时候，阙党的子弟将网获的鱼兽进行分配时，有父母的子弟就多得一些。就这样，孔子以其人格力量及政教才能，极大地影响了鲁国百姓的行为，实现了大儒之化民风、正民心、美民俗的社会功用。
（四）“知而穷于世”、不得势的圣人
荀子对于孔子的历史处境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荀子》一书中，孔子虽为“大君子”“大儒”和“圣人”，但他同时也是不得势的、“穷于世”的，如《荀子》中对于“孔子拘匡”“厄于陈、蔡之间”的记载以及对于孔子“无置锥之地”的反复强调。对于这种处境，《荀子》中借孔子之口，有一番解释：
孔子曰：“……女以知者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逢不见刑乎！女以谏者为必用邪？伍子胥不磔姑苏东门外乎！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且夫芷蘭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宥坐》）
孔子认为，有德才还是没有德才，在于资质；做还是不做，在于人自身；得到赏识还是得不到赏识，在于时机；死还是生，在于命运。换言之，成事与否是材、时、命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对于君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自己的学识，深入地筹谋计划，修养自己的心性，端正自己的品行，然后安静地等待时机的到来。
综上所述，《荀子》中的孔子形象体现了孔子多方面的特点，其中既有符合历史上真实的孔子的元素，也有荀子对于孔子形象的再发挥。这种再发挥，不仅体现在对于孔子大儒形象的塑造及孔子由“天命论”到“时命论”的转变上，更鲜明地还体现在“孔子诛少正卯”（《宥坐》）孔子论孝（《子道》：“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等事情上。可见，荀子并非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孔子，而是在继承和发扬孔子思想并形成自己学说的基础上实现对孔子形象的再塑造，而这种孔子形象的再塑造实际上是对于孔子思想的再塑造。
{1} 张宏生：《四种先秦子书中的孔子形象》，《孔子研究》1988年第1期。
{2} 钱穆：《孔子传·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页。
{3} 颜炳罡：《“儒分为八”的再审视》，庞朴主编：《儒林》第1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4} 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傅永聚、韩钟文、孔凡岭主编：《孔子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77—185页。
{5} 杨柳桥：《荀子诂译》，齐鲁书社1985年版。
{6} 郭迎春：《浅析〈荀子〉中的人物形象》，山东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7} 文中引用的《荀子》原文，均引自（清）王先谦撰，沈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
{8} 张宏生：《四种先秦子书中的孔子形象》，《孔子研究》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