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先秦汉语里“唯宾是动”结构中的宾语前置现象可以用焦点理论来解释。“唯…是…”结构从表达焦点的功能上讲与现代汉语里的“是…的”结构相似，也是将焦点圈定于结构范围之内，而它主要是用来标志古汉语宾语前置的专属焦点标记。同时，应把强调式宾语前置里的“是、之”解释为助词。
[关键词]“是” “之” 宾语前置 标记 焦点理论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8-0143-04
一
1.1 上古汉语里有这样一类宾语前置类型的句子：
秉国之均，四方是维。（《诗经·节南山》）
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左传·昭公十五年》）
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左传·僖公五年》）
当臣之临河持竿时，心无杂虑，唯鱼之念。（《列子·汤问》）
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左传·僖公五年》）
关于这一类型的宾语前置句（下文为讨论方便，称之为“强调式”），目前学术界有两种通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是、之”是代词，复指前置宾语；① 另一种把“是、之”看成是助词，作为宾语前置的标志。② 两种看法孰是孰非，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还很难有一个公允之论为各家所信服。石毓智、李讷（2001）运用焦点理论解释并论证了先秦汉语里的宾语前置现象是一种焦点表示法，此外还说明“是、之”也是一个复指的代词。[1] （P34-43） 应当说石、李二人的解释，在对先秦汉语宾语前置现象理论层面上的阐释确实是全新的并且也是有效的。特别是对代词宾语出现在疑问和否定两种句法环境中的前置现象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然而在对先秦汉语强调句法环境中的宾语前置（即上文所提到的“是、之标志的宾语前置）现象的解释，本人认为缺乏足够的证据和严密的论证。主要的疑点有三：一，强调式”的宾语前置从焦点理论角度来看是否等同于疑问和否定两种句法环境中的宾语前置现象？二，强调式宾语前置中的“唯（惟）、是（之）”能否看成是焦点标记？三 ，“是、之”到底是代词还是助词？本文尝试使用焦点理论考察强调式宾语前置现象，并回答以上疑问。
1.2 焦点是句子中某语法单位的一种功能属性，它是说话者所强调的重点。焦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根据徐杰、李英哲（1993）的界定，认为“狭义的焦点，一般指的仅是那些用特定的语法形式标明的句法单位”，“而对焦点的广义解释则以说话者强调的重点这一本质属性作为出发点，来识别焦点成分，归纳其特征”。[2] （P81） 这里我们所说的“焦点”，运用的是狭义的定义，因此焦点自然跟句法关系极为紧密。
1.3 焦点表示方法在汉语里常见表示法有三种：语序焦点表示法；焦点标记；重音转移法。先秦汉语宾语前置是基于古今汉语基本语序为SVO的一种调整，是用特殊的语序来加强语气。当然这是采用语序焦点表示法，对解释先秦汉语宾语前置现象是一条普遍适用的原则。然而我们知道作为焦点的三种表达法之间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兼容的，示例如下：
（1）小李昨天去了北京。|昨天小李去了北京。
（2）小李昨天是去了北京。|小李是昨天去了北京。|昨天是小李去了北京。
（3）小李昨天去了北京。|小李昨天去了北京。|小李昨天去了北京。
以上三组例句可以看成是现代汉语里三种焦点表达法的兼容现象。在古代汉语也有兼容现象，至于重音转移法，古人实际读音不便拟测，所以本文只讨论前面两种表达法。
二
2.1 众所周知，上古汉语宾语前置最为常见的两种形式为疑问句代词宾语前置和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上古汉语句子的基本语序是SVO，出现SOV的语序，是用特殊的语序来加强语气。尽管都是通过语序变换来加强语气，但是两者的焦点特征不一样，疑问句环境中的宾语是疑问代词，其焦点特征要比否定焦点特征高。因为否定本身并不具有焦点特征，只有在特别强调时才成为焦点。徐杰、李英哲（1993）认为“否定的中心就是句子的焦点”。[2] （P83） 李宝伦、潘海华（1999）也认为“不”是对焦点敏感的算子。[3] 所以疑问和否定环境下，需要强调宾语，只需要调整宾语的位置（否定句宾语尽量接近否定词）就可以了，这符合上古汉语实际情况。如：
（4）王者孰谓？谓文王也。（《公羊传·隐公元年》）
（5）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左传·僖公十四年》）
（6）不吾知也。（《论语·先进》）
（7）三岁贯汝，莫我肯顾。（《诗·硕鼠》）
而本文要重点考察的强调式宾语前置，由于它本身不具备任何焦点特征，因此在强调宾语时根据焦点理论可以采用语序焦点表示法、焦点标记两种方法。在考察上古汉语语料时，我们发现强调式宾语前置往往是把两种方法综合运用，既需要调整宾语位置，同时又需要标志焦点标记，从这点来讲它和疑问以及否定是不一样的。如：
（8）王惠土方征？（《合集》6442）
（9）王勿唯土方征？（《合集》6444）
（10）用稽后人享，唯丁公报。（令簋）
（11）我民迪小子，唯土物爱。（《书·酒诰》）
（12）申伯，王瓒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诗·崧高》）
（13）岂不谷是为？（《左传·僖公四年》）
（14）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尚书·牧誓》)
（15）使君怀怒以及鄙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左传·宣公十二年》)
（16）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尚书·牧誓》)
（17）古之圣王，唯此之慎。(《国语·周语》)
关于例（8）-（11），唐钰明（1990）认为：助词“惠”和“唯”在使用上虽有差别，但作为提宾标志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们都加在宾语之前，是提宾标志，且属于“唯宾动”格式。例（12）、（13）产生较晚，句中的“是”介于宾语和动词之间，属于结构助词，归入“宾是动”格式。尽管两者有结构方式上的差异以及历史层次不同，但二者作为宾语前置句却具有质的同一性。[4] （P121） 由于“唯宾动”格式里的“唯”以及“宾是动”格式里的“是（之）”提宾信息较弱，二者都具有标志提宾这一基本功能，那么两者结合变成的最佳组合方式则为（14）-（17）例。
2.2 以上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回答了第一个疑问。现在再看看第二个和第三个疑问。强调式宾语前置中的“唯（惟）、是（之）”能否看成是焦点标记？“是、之”到底是代词还是助词？从上文论述来看，我们倾向于把它们看成焦点标记。主要的理由有：第一，目前的焦点理论的研究者都认为现代汉语最典型的焦点表达形式（焦点标记）是由“是”构成的“（准）分裂句”，[2] （P81） 或者直接把“是”看成是现代汉语标志焦点标记 。[1] （P34） 袁毓林（2003）将句尾助词“的”和“是”结合起来构成“（是）……的”结构，它不但可以标记窄焦点，也可以标记广焦点，而且可以将焦点圈定于结构范围之内。[5] 然而没有人谈到古代汉语里具体的焦点标记。受上述观点的启发，并根据焦点的广义和狭义概念，我们完全可以将具有“用特定的语法形式”“来识别焦点成分”的“唯”、“是（之）”看成是古代汉语里强调式宾语前置的焦点标记。第二，从焦点理论来讲，构成焦点标记的成分不是一个单纯的焦点标记，因为单纯的焦点标记是不存在的，它必然属于一定的词类，因而必然要表现它所属词类的语法特点，也必然要遵循该词类的语法规则。首先“唯”是一个语气助词，起到强调语气的作用，并非是一个固定的提宾标志，因此它的提宾信息较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个辅助它的成分共同圈定宾语的范围，实际上也就是焦点的范围。那么结构助词“是（之）”便能出现在“唯宾动”结构之内，或者说“宾是动”结构能够和前者整合为“唯宾是动”的焦点强势表达结构。唐钰明在考察上古汉语“唯宾动”式的演变历史层次时曾揭示了这一蜕变的途径:“唯宾动”+“宾是动”→“唯宾是动”。[4] （P120）
2.3 现在我们再考察“是、之”的词性问题。石毓智、李讷（2001）认为它们是用作附着成分的复指代词。如果把它们看成是复指代词，必须能解释以下问题：作为附着成分的复指代词的“是、之”语音是否弱化了？语义如何落实？语法结构如何分析？它们的来源问题是什么？
2.3.1 石、李一书援引普通历史语言学中著名的“Wackernegel规律”：附着成分倾向于出现在句子的第二个位置上。并认为该规律也作用于先秦汉语，但受到焦点表达的制约，其语序变换规律为：“在先秦汉语里，焦点化的附着成分（受事代词）必须居于句子的第二位置——动词之前和主语之后”。[1] （P41） 其后论证过程根据现代法语、英语和汉语代词出现在动词之后的宾格时语音有弱化现象，并假定先秦汉语代词跟现代汉语或者英语中的情况一样，当用作受事宾语时，也弱化为一个附着成分。
姑且不论现代汉语是否跟现代英语一样也有宾格代词语音弱化现象，单究其论证过程是以一个虚假的前提（假定先秦汉语代词跟现代汉语或者英语中的情况一样）作为论证的基础，就是不严密的，何况先秦汉语跟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和语音形式也千差万别。即便是一样，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代词宾格弱化现象也是出现在动词之后，而并非是在动词之前，而且，动词宾语提前是为了强调，只会“重音转移”，绝不会出现语音弱化现象。
2.3.2 如果按照石、李一书的解释，作为附着成分的复指代词“是、之”是复指前置的宾语成分。作为代词出现，在语义上应该是实指的，不能忽略，但实际上却反而易造成语义的扞格难通。
2.3.3 同样，如果按照石李一书的解释，那么作为附着成分的复指代词的“是、之”是复指前面的宾语成分，本身应该还是代词。前面我们说过，单纯的焦点标记是不存在的，它必然属于一定的词类，因而必然要表现它所属词类的语法特点，也必然要遵循该词类的语法规则。既然是代词，它本身也应该是宾语，即结构中出现了双宾语。这种结构中的双宾语首先从语义上很难讲得通。其次，语法结构上很难分析。它们跟后面动词的关系孰近孰远，孰亲孰疏，实难解释，跟现有的语法体系很难圆融相通。
此外，按照焦点理论的解释，语序变换只涉及代词，实词不能直接位移，必须补上一个附着成分后才可以进行语序的调整。那么下面这些例句中宾语本身已经是代词了，似乎没有必要再进行复指。如：
（18）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论语·公冶长》）
（19）皆我之自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20）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左传·隐公元年》）
（21）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国语·晋语三》）
（22）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孟子·离娄下》）
以上例句中的前置宾语均为代词，如果把后面的成分再解释为代词复指的话，这跟代词固有特征不相符合。代词一般是代指名词或名词词组等成分，绝无代词再指代代词的现象。所以上述例句中的“之”只能解释为结构助词。
2.3.4 从来源角度来看，“是、之”作为附著成分的复指代词，只能解释为语序变换被焦点化的一个前移附着成分。那么没有迁移之前的状况如何？其过渡阶段在汉语史里又如何表现？石、李一书没有交待，我们无从得知。
我们认为把强调式宾语前置里的“是、之”解释为助词，标志宾语前置的焦点标记。这样“唯宾是动”便可以合理地解释为由甲骨文时期的“唯宾动”跟后期的“宾是动”结构的共生相融的一个固定结构。因为从一开始“宾是动”结构里的“是”其实就是一个助词，但是在上古汉语里它的代词性功能更为常见，所以削弱了它作为助词的表现力，因而需要一个更强势的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唯宾动”便能和它结合产生表现力极强的“唯宾是动”。现代汉语里“惟命是从”、“唯利是图”、“唯你是问”这类成语仍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就是明证。
三
我们认为“唯…是…”从表达焦点的功能上讲与现代汉语里的“是…的”相似，也是将焦点圈定于结构范围之内，而它主要是用来标志上古汉语宾语前置的专属焦点标记。对于“惟利是图”、“唯利是图”、“唯你是问”这类成语中的“惟”，按照徐杰（2001）的定义，应该是一种“焦点敏感式”，[6] 也就是说，它不像纯粹的焦点标记词“是”一样，惟一的目的是为了表达焦点，它还有其他的功能，跟“惟”相连的成分比较容易成为所在句子的焦点成分。再根据我们前面的论述，“是”作为助词，便完全有可能在结构中充任纯粹的焦点标记，而且不易产生歧解。这样“唯宾是动”结构综合运用语序焦点表示法和焦点标记法，当后来宾语位置后移完成时，这种强势结构只能在现代汉语里找到它的孑遗了。
[参考文献]
[1]石毓智、李讷. 汉语语法化的历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徐杰、李英哲. 焦点和两个非线性语法范畴：“否定”“疑问”[J]. 中国语文，1993，（2）.
[3]李宝伦、潘海华. 焦点与“不”字句之语义解释[J]. 现代外语，1999，（2）.
[4]唐钰明. 甲骨文“唯宾动”式及其蜕变[J]. 中山大学学报，1990，（3）.
[5]袁毓林. 从焦点理论看句尾“的”的句法语义功能[J]. 中国语文，2003，（1）.
[6]徐杰. 普遍语法原则与汉语语法现象[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呼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