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历史与价值
今年47岁的姜师立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也是生在大运河边的居民。如今从事大运河申遗工作，无疑对此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说：“看到运河申遗工作日渐成熟、明朗起来，这种心情是无法描绘的，既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在一点点长大，又像看着自己的母亲越来越富足。”
回忆起运河申遗最早的缘起，姜师立脱口而出的就是两个人的名字：罗哲文、郑孝燮。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在国家文物局工作的罗哲文曾提出将大运河列入文物保护单位，那时的档案我在国家文物局还亲眼见过，大概是因为运河平静而熟悉，在枕水而居的人们眼中，这是再寻常不过的景象。所以罗老的意见没人理会。后来到1986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的中国开始申报世界遗产，也是罗哲文第一个提出大运河申遗。如今，老人家虽已去世，但他为大运河申遗所做的许多前期工作，至今仍然是我们申遗的扎实基础。”
说起另一位老先生郑孝燮，姜师立深情地说：“就我所知，年过九旬的郑先生至少为了运河专程来过杭州、扬州数十次。我还多次见到了他，老先生认真的做事态度和博学、谦逊的性格至今让我难忘。”
所以，姜师立觉得，如果论说运河申遗的看点，那么老先生们当初为此留下的厚重基础与智慧，无疑是明年中国大运河期待登上世界遗产舞台的精彩看点。
姜师立回忆说，2006年，运河申遗转折性的时刻到来了，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包括文化名人舒乙、王铁城，国家文物局前后两任局长张文彬和单霁翔在内的58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从战略高度启动对京杭大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并在适当时候申报世界遗产项目。当年6月，京杭大运河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将原先榜上无名的京杭大运河列在首位。今年6月，大运河申遗工作正式启动。扬州和无锡、山东济宁纷纷表态，愿做大运河申遗的牵头城市。3个月后，“花落”扬州。而本就在扬州从事文化历史遗产工作的姜师立，也参与到这场“战役”的协调统筹工作中来。
姜师立觉得，多点的联合申遗，这在中国已有先例，但为一条运河而联合申遗，国内国外都属首次。“这也是运河申遗的看点之一，究其原因，我觉得，是因为大运河对于其沿岸与众不同的影响力和见证力。我曾经统计过，目前，已有一些运河及其相关的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包括法国的米迪运河、比利时的中央运河的四座吊桥、加拿大的里多运河、英国的旁特斯沃泰水道桥运河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17世纪运河区。但是，外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运河项目，由于现在交通生产力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去的功能大多没有了，是标本性的。”
姜师立说，中国大运河的初始功能是保留的，而且保留了2000多年。“大运河作为仍然在用的活态遗产，其保护管理具有不同于其他古建筑、古遗址的鲜明特点，维护其水利、航运等现实功能，本身也是遗产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在申遗过程中，也没有完全参照其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做法。而是探索如何保护大运河，并使它更加有生命力。”
焦点：大运河的活态标本
姜师立提到的大运河“活态文化”，正是如今申遗的核心理念。这一巨大的文化遗产，又是不断适应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工程杰作，因而能够跨越2000多年时空生生不息。
“它的灵魂是活的，包含着中华先人高超的创造能力；它的肌体是活的，能够不断通过自身的发展演变，继续为人类造福。这两方面的意义，使大运河在人类诸多伟大遗产中独树一帜。”今年已经78岁的邹逸麟教授这样对我说。
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的邹逸麟师从于谭其骧教授，是国内与少数几位教授齐名的学界泰斗，也是“中国大运河”丛书编撰的核心专家之一。这位复旦大学教授穷其毕生心血，几乎都花在黄河研究与大运河特别是北方大运河研究上。在他看来，大运河是一位见证者、是一本活字典，“是历史地理学上不可多得的研究标本。”
“历史时期疆域和政区的变化是历史地理学的最基本内容，是一切历史地理要素活动的平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国家，这一点已无异议。但是几千年来这一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弄清这一历史事实，探索其中变迁的规律，对我国多民族在历史上经过统一、分裂、交融，最后共同缔造统一国家将有深刻的认识，对今天广大人民渴望国家统一的情结会有深刻的理解。而大运河，就是这一变迁规律的切面。”
这一点，与大运河申遗的核心理念不谋而合。
很多年前，当运河研究还停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时，邹逸麟就对此发生了兴趣。“我读了不少以往学者对运河历史作用的论述，基本上一致认为运河在沟通我国东西、南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邹逸麟说：“第一，历代中央政府不惜花费大量财力、劳力，开凿运河，主要目的是为中央政府机构提供物资。由于我国处于东亚季风区的降水特点，漕运和农业灌溉用水，始终存在很大矛盾。但最后都是以牺牲沿河农民的利益为代价，以保证漕运的畅通。特别是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因水源不够，将泰山山脉的地表、地下水泉全部纳入运河，涓滴归公，遂使沿线农民因无水灌溉而流亡。第二，我国历史上人工运河特别是北方运河因自然条件不好，一年内有半年需要停航疏浚和维护，而另外半年主要用来漕运，所以民间商人利用运河通航时间较短，运河上的商业活动主要依靠漕卒挟带私货来进行。因此对历史上运河的经济作用不能评价过高。”
邹逸麟教授认为，运河的价值在于活态：“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的运河能够这样。大运河为什么今天依然生机勃勃？就是它还在变化，所以，我们不能像保护长城那样去保护它，正是大运河适应了历史变化的因素，才‘活’了下来。正是因为我们的大运河发展了2000多年，变化了2000多年，并且今后还可能变化，使其具有无与伦比的独特价值。”
难点：大运河的永续保护
谈到申遗难点时，邹逸麟说，阻碍运河申遗的关键问题是运河本身的保护状况不佳。
近代以来，随着铁路等现代化交通方式的兴起，以及黄河改道、泥沙淤积、河道缺水，京杭大运河的航运功能已被大大削弱，山东济宁以北段已丧失了通航能力。邹逸麟说，“失去了运输功能，运河也就不成其为运河了。与河道一起湮灭在历史烟云中的还有许多重要的运河设施。一些古老的河坝、船闸、桥梁或是因年久失修而消失，或是在近现代以来的整修中被拆除，大运河作为文化遗存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受到了损害。”
无独有偶，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了和邹逸麟类似的观点：他曾经考察了山东、江苏境内的大运河古镇，发现许多运河古镇正在失去原有的历史风貌，许多历史久远的街区、房屋、城墙在城市改造中被拆掉了，与之同时消失的还有古老的风俗。他说，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仅仅在于运河本身，运河沿岸的市镇也是运河的组成部分，它们因运河而兴而衰，其街道景观、民风民俗都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消失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面对此类问题，姜师立说，其实，国内各个城市已经在兴起永续保护和利用运河的热潮，比如山东聊城、河北通州、浙江杭州等地都做得不错。
在山东聊城，启动于1999年的大运河聊城段整治工程，使运河沿线不少历代漕运遗迹露出真容；在已经修复的20多公里运河河道上，共发掘出了船闸、古桥、码头等古代遗迹近30处，并基本上按照“修旧如旧”原则进行了修复。荡舟聊城运河，河水清清，杨柳依依，沿线古桥、古塔、古寺到处可见，石雕、石刻、庙宇遥相呼应；目前，以古运河为代表的旅游产业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支柱产业。
在河北通州，当地把运河保护和人文奥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一枝塔影认通州”，燃灯塔是通州的标志，也是当年运河千里漕运最北端的终极标志。近年来，通州斥千万巨资，向全球公开招标进行运河城市段的规划，目前已初见成果。根据总体规划，围绕运河整治、疏浚、恢复古道等总投资超过100亿元。奥运期间，通州运河名气在国外打响。
杭州的运河综保工作也值得一提，2002年，杭州市正式把运河（杭州段）的综合整治和保护开发，列为“十大工程”之一。十年间，7次蜕变，不仅提升了沿河景观，丰富了文化内涵，同时更延伸了运河游览线，将运河主城区段从以前单一的防洪排涝和通航河道变成如今步步有景、处处可观的景观河道。这种美，不单单是运河景观建筑呈现的物质美，在其背后，还有着丰富的文化美和历史美。
诚如邹逸麟所说，中国大运河是仍在使用的活态线性文化遗产，对这类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中国尚属首次，这也是人类遗产保护的新鲜经验。这也注定了大运河的申遗工作有世界瞩目的看点、自身独具的特点，同时也有其特殊的难点。而大运河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人类的智慧与创造力面前，没有任何困难是不可逾越的。这也正是关注中国大运河——这一世界级申遗项目的意义所在。
（本文摄影/陈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