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1927年秋，他领导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建立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开始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到红军长征北上陕北时，共开辟了大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伴随着革命的发展，党组织的恢复，苏维埃政权随之建立，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当时，全国已在231个县、1910万人中建立了县以上的苏维埃式政权，苏区建设进入了全盛时期。除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还有鄂豫皖苏区、湘鄂川黔苏区、鄂豫陕苏区等，红色政权覆及江西、福建、广东、安徽、湖南、湖北、四川、贵州、河南、陕西等省。为保证党政军机关文件的传递，运送书报刊物和干部来往于白区和苏区之间，苏区交通网逐步建立起来。
为了加强中共中央对各武装割据地区的领导，及时了解各地反围剿军事斗争的情况，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交通局，把军委交通总站和中央外交科归并交通局，直辖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余泽鸿、吴德峰组成领导委员会，吴德峰为交通局长。其任务是打通与各根据地、各苏区的交通线，布置起严密的同全国联络的交通网。
1930年10月24日（中央档案馆考证的时间）《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指出：“红军中的探访与交通，决不是技术问题，在今天更成为严重的问题。尤其是敌人军队的一切行动，假使红军不能事先一一知道，则在作战上特别是今天需要大规模的冲破敌人包围计划的作战上，将会蒙着很大的不利。第一次红军退出长沙，完全是吃亏在没有探访的工作。交通问题特别是苏区与敌人统治区域的来往，中央苏区与其他苏区的关系必须尽可能的与尽最大速度的将它们打通，这首先便需要交通站在整个苏区与苏区附近的敌人统治的交通要道上完全建立起来。”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苏区党组织也加强了秘密交通工作。上自中共苏区中央局,下至乡都设立了机构或人员。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乡苏维埃政府设“交通一人”；县苏维埃政府设总务处（即秘书处），下设文书、印刷、会计、事务、收发、交通等股；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总务处内设文书科、事务科、会计科、收发室和交通科等，交通科配备科长1人，交通员4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设总务厅，厅下设交通科，也称中央交通局，统管政府系统交通工作。各县和各县的交通科或交通股，有时也称交通局。各级交通局主要任务是传递文件、传达信息、与来往人员接头和护送干部。
开辟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
中央红军长征之前，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有一条途经汕头的秘密交通线，它担负着党中央从上海到苏区的转移任务，它就是人们称颂的“红色交通线”，这条通向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战斗在白色恐怖之中，却自始至终不受破坏，成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为了沟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及严密的经济封锁，决定建立一条秘密交通线。
党中央交通局成立后，在党中央的正确指示下，以很大的决心，从各省抽调强有力的干部。
1930年底，调南方局秘书长饶卫华到香港建立华南交通总站。同年年底，由交通局副局长陈刚通过黄玠然在上海中法药房的亲戚，到汕头市建立中法药房分号，作为交通局直属的一个重要交通站。1931年初又派陈彭年、顾玉良、罗贵昆等三人到汕头市建立交通站。陈彭年等三人接受任务后，以上海客商身份，于1931年一二月间来到汕头，并在海平路98号租到地方，选择便于为苏区筹措电器材料的行业作为掩护，开起华富电料行。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叛变，汕头中法药房交通站停用，正式启用华富电料行作为秘密中转站。
为了使这条秘密交通直通中央苏区，中共闽西特委和湘赣特委互相协作在大埔设立总交通站，首任站长卢伟良，配备有20余名交通员。大埔总站与青溪、多宝坑、伯公坳、铁坑、陶坑、永定等中小交通站相联。然后从永定、上杭、汀洲、古城直到瑞金，都设有交通站。各地交通站开设地下交通店，如香港的金碧酒楼，汕头的富林旅社，潮州的交通旅社，大埔的茶阳同天饭店，青溪的永丰小食店。最后形成了从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香港—汕头—潮州—大埔—青溪—永定经上杭、长汀进入江西中央苏区的水上交通线，同时还开辟了由汕头——澄海——饶平——大埔转入闽西的陆上交通线。这样就形成了长达数千里路的红色交通线。
中央之所以决定开辟这条交通线，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条交通线以水路为主，迂回曲折，有利条件较多，特别是香港、汕头，华洋杂处，百业并存，易于我们的同志化装往来；潮汕地区发生革命较早，群众基础较好，易于秘密隐蔽；而且在这个时期，由于军阀混战，反动派对于东江的戒备有所松懈。这些条件都为开辟这条秘密交通线提供了有利依据。
从此,这条秘密交通线就成了中央苏区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到1933年初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前后，这条交通线也成为通往中央苏区的唯一通道。担负的主要任务：
一是传递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一切文件和宣传品，兼探听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及其他各种消息。1931年3月，中共中央向各苏区及红军发出建立交通关系和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所有苏区一定要根据中央提出的报告提纲，经常在每月初一及十五日做报告送给中央，叙述各苏区的情形。要求报告内容充实和切实遵守期限，还必须注意秘密工作的要求，报告信必须简短，应经过负责同志的修改与签名。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要求，这条秘密交通线的文件传递任务更加繁重，为沟通中央苏区与党中央的联系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对苏区来的文件非常注意，他要求凡是苏区来的信件首先要抄出来尽快送给他看。
二是运送物资。据不完全统计，除先后输送食盐、布匹、药品，以及电器、印刷、军械等物资300多吨外，这条交通线还担负着把中央苏区在斗争中缴获的黄金、白银、现钞交给党中央的任务。据负责走上海到武汉、沙市、宜昌和洪湖根据地一线的外交科交通员安子文回忆：“我还从洪湖根据地为中央提款。从根据地带上黄金（红军筹集送中央的）从新堤到汉口，在汉口换成法币带到上海。”1931年吴德峰到中央苏区提款，一次就带走20万元。
三是护送来往干部。从1930年到1933年1月，由上海经东江交通线进入苏区的领导干部计有200多人，其中有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项英、陈云、博古、任弼时、聂荣臻、刘伯承、左权、李富春、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邓颖超、蔡畅、杨尚昆、陆定一、王首道、瞿秋白、伍修权与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中央红军顾问)等。据《聂荣臻回忆录》记载，聂荣臻由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入瑞金时，“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是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打通了党中央到中央苏区的交通线后，接着又打通了到湘鄂西、赣北、鄂豫皖等苏区的交通线。
建立“工农通讯社”
“工农通讯社”指的是苏区与苏区之间的交通机构。说起来，该名称的由来与周恩来还有很大的渊源。
在打通中央苏区与党中央的秘密交通线的同时，中央苏区与各苏区之间也沟通了文件传递工作。1931年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秘书处交通科后，即与江西、闽西、粤北、赣东、赣西、意向中、闽粤韶山等省委或特委秘书处交通科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在各地建立了交通联络站，不但承担传递文件和书报刊物任务，还随着护送干部往来任务。1931年12月周恩来由上海经红色交通线赶往瑞金，到达上杭交通站时，对苏区交通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他又指示：苏区交通站不能只是传递文件、传达消息、护送干部和运送物资，还应该加上为群众服务一项任务。比如交通站可以兼做邮政，为工农兵传递邮包、信件等等。因此，你们的交通站也可以叫“工农通讯社”呀！苏区中央局秘书处的同志们认真执行了周恩来的指示，把苏区交通站改为“工农通讯社”，并开展了邮政业务。
1931年12月下旬，周恩来从上海通过红色交通线到达汀州后，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他指示，闽西交通线用“闽西工农通讯社第一分社”的名义作掩护，站址设在永定金沙古木督。1932年4月红军攻克漳州后，瑞金总社又派杨永清到龙岩组建“闽南工农通讯社”，开辟从厦门经漳州、龙岩适中到永定的交通专线。
1934年春，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8团在邱金声率领下，从上杭太拔挺进龙岩。部队要行动却没有钱粮，于是向闽西工农通讯社第一分社采购站暂借200元大洋做军费，使部队得以顺利执行任务。这一年，闽粤赣边省委书记罗明偕夫人也是由闽南工农通讯社和闽西工农通讯社分段护送，安全到达瑞金的。
根据周恩来“交通站开展邮政业务”的指示，在苏区通邮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即于1932年初将联合交通局一分为二，苏区中央局秘书处交通科对外仍称交通局，负责党和政府秘密文件传递、传递消息和护送干部的任务；将原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交通科中绝大部分人员改称中央苏区邮政局，负责传递公开文件和书报刊物以及民用邮件。
武装保护交通线
1930年以前由于红军各部队还未建立电台，上呈下达的文件全部由交通人员传递。
1927年以前，中共中央军委或军部秘书处设有交通科，与各省委军委秘书处或秘书科交通员组成军事交通网。以后，红军总司令部建立了交通队，各方面军的交通工作也随之发展起来，到1930年红军各部队已经形成了军事交通网。
1930年10月《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要求红军要特别重视交通工作，“要使苏区的交通网与我们在敌人统治区域的军事交通网能完全衔接起来”，要打破“赤白交界”地域敌人的严密封锁，没有武装是不行的。于是，红军派出战士在福建上杭才溪乡建立了100多人的交通队，“共分两个中队，每个中队有武装40余人，挑夫20余人，还有几个交通科干部。在执行任务中两个队交叉进行工作”有时为了打通交通要道，红军还要整营、整团的配合交通部门作战。后来，红军在各地都建立了武装交通队，有的地区把枪支发给交通站。苏区的武装交通网就这样形成了。
1931年3月《中央为建立关系及报告制度给各苏区及红军的信》指出：“苏维埃区域及红军与中央的相互交通关系，到现在依然是极不满意的……各苏区及红军，对中央也保证有关于各地情形的报告，假若没有这种报告，各苏区之间的动作一致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央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必将非常之困难”。为此，红军各部队加强了交通工作。
首先是武装保护各党中央与苏区交通线的安全。1934年8月，因交通工作屡遭敌人干扰破坏，福建军区调红军独立第八团一千余名战士在赤白边界上保护我方交通及物资运输工作。
二是保护进出苏区的干部特别是首长的安全。在军事交通站工作的交通员一般都配备枪支弹药，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党中央领导人进出苏区，都是在红军武装交通的护送下安全出入的。从1930年至1932年，仅由大埔交通站7名红军战士护送的干部就有几百名，其中有周恩来、叶剑英、刘少奇、邓小平等。
三是保护文件材料的安全传递。红军不仅在各部队之间有文件传递，同时要保证党和政府系统文件传递的安全，因此红军各部队秘书处的交通科（或股）及军事交通站，都把保护文件材料的安全作为头等重要任务来对待。以闽西南武装交通站为例，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后，闽南通讯社专线停止，闽西交通线则被破坏。1935年4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不久，闽西工农通讯社就改为闽西南武装交通站，继续恢复党的秘密交通，各县设交通分站、点、接头户配合交通站负责传递党的通信工作。1933年2月1日，湘赣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去年9月，交通刘彪在醴(陵)被捕，致省委与中央一时断绝联系，同时刘带去的省委给中央的全部工作报告亦损失。省委久未接到中央的指示，致使湘赣的许多工作不能有很快的转变……中央交通去年11月被破坏一次，在湘潭捉去交通员及工作人员2人，现在虽已恢复，但因交通缺少，交通站没有很好建立，与中央交通要1个多月才能往返一次甚至2个月一次。任弼时(湘赣军区政委)在1933年7月27日向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有武装交通队，可护送文件，处在敌人包围之中的革命根据地，在没有现代通信工具的情况下，利用地下交通有效的传递信息，是很不容易的。原在中共湘鄂赣省委工作的邓洪也在《一支武装交通队》一书中谈到：1934年1月间，湘鄂赣省委要我“将一包向中央汇报的文件以及有关材料交请任弼时同志转送中央”。当时湘鄂赣省委驻福建永定，与任弼时的所在地相隔100余里的白区。为完成送文件任务，邓洪带领十名武装战士和两名向导往返战斗了14天，才完成了文件护送任务。
为保证和推动苏区交通工作的开展，各地党组织及交通员都严守秘密工作的相关规定，同时，必须做到：指定给交通上的经费绝对不能用作他用。交通员要日走40至70里，机要文件则要求日夜兼程100公里；交通员在到达各地时，不得在当地逗留两天以上，以免妨碍交通;各地党组织在接到交通员带来的物件时，必须立即给与回条；工作完成后要及时向站长报告工作完成情况、敌人动态、群众情况，为交通线斗争提供参考资料，作为以后改线选线的依据。
苏区地下交通作为我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工作一个重要部分，为传递党的指示，护送党的干部，购置运送物资器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