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华学校”杂记

笔者于1980年12月加入民进组织,当时在学校工作。1986年10月正式调入民进杭州市委会机关,2012年2月退休。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亲历亲闻了民进主办的“中华业余职业学校”早期办学情况。

政治大背景下

“中华”办学应运而成

1977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提出恢复活动的建议,1977年年底决定恢复高考制度,1978年3月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所通过的各项方针政策深得人心,尤其是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使广大民主党派成员心情舒畅,工作积极性空前高涨。

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时,有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发挥优势为社会服务”。全国各党派各级组织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广开学路,提倡多种形式办学”的号召,遵循“根据需要、拾遗补缺、量力而行、讲究实效”的原则,在一无固定编制、二无创办经费、三无办学基地的情况下,依靠成员的政治热情和教学经验,先后创办了数千所各类学校。

杭州中华业余职业学校(现名杭州中华职业专修学校,以下简称“中华学校”)就是民进浙江省委会和杭州市委会依托一批热心会员于1981年2月创办的。

参与中华学校办学的以退休会员为主,还有不少资深教育专家共同策划、亲自讲学。学校于1981年3月2日正式开课,校舍是租用众安桥小学(在岳王路庆春路口)的,第一期设有幼儿师范、工业会计、工业统计、旅游商务英语等9个班,学员430人,他们绝大部分是在职职工,有幼儿教师、企业会计、旅馆和商店营业员,还有一些下乡返城知识青年。学校设校务管理委员会,由民进市委会领导、民进办学人员、民进教学骨干等组成。

当时的办学工作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注,民进浙江省委会、杭州市委会的陈礼节主委、计克敏副主委都亲自过问办学筹备工作,值得一赞的是当时中共省、市委的统战部和教卫部的领导也非常重视。如,1981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召开了“全省各民主党派办学经验交流会”,部长余纪一、副部长崔云溪出席并讲话;又如,中共杭州市委教卫部部长肖冰于1981年6月9日晚亲自到中华学校幼师班听课;再如,1986年4月22日,省委统战部部长吴尧民视察了中华学校。

正是由于社会有强烈需求,党派有热心专家,领导又重视支持,所以民主党派办学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华学校在1981年至1991年的10年中,在众安桥小学、青春门二小、杭州一中、民进杭州市委会会议室等教学点先后开设有:幼儿师范专业(中专班、职业班、各种单科班);卫生会计中专班、进修班;工业会计班、工业统计班、会计统计班、财务管理班、汽车修理班、旅游商务英语班;高中文化补习班、初中文化补习班等等。参加上述专业和班级学习而毕(结)业的学员,遍及全省50多个县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共计一万两千多名。

1984年第3期《半月谈》报道了全国各地1983年取得的“五大成就”,将浙江省民主党派开办各类学校的成绩,列为浙江省五大成就之一。

精英会员

敬业而忠诚的中华办学者

办学初期,中华学校的校务管理委员会(简称校管会)由计克敏、金亮、陆月美、徐欣、伏少岑、来元信、汪仲康、王功炳、潘凤韶等9位同志组成(后增加民进省委会宣传处处长傅祖尧、省卫校教师杜冶航)。金亮为校管会主任,计克敏任校长,徐欣任副校长兼教导主任,伏少岑任总务主任,陆月美任幼师科主任,来元信任财经科主任,汪仲康任英语科主任。

计克敏同志1951年加入民进,是杭州市最早的会员之一。他193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解放后在杭州师范学校担任副校长。他于1958年10月起开始担任民进浙江省和杭州市组织的专职领导工作,当时是民进省、市委员会的副主委。

金亮同志是上世纪50年代的杭州一中(现在的杭高)校长,也是50年代的老会员,说一口浓郁的绍兴普通话。他是上个世纪60年代杭州市中学界赫赫有名的“四大金刚”——四位名校长之一(一中金亮、二中黄怀仁、四中王鸿礼、女中张学理),当时任民进杭州市委会常委、杭州市教师进修学院院长。

陆月美、徐欣分别是“文革”前上城区的幼儿园名园长和小学名校长,来元信、汪仲康是杭州市会计教学、英语教学方面的专家。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伏少岑会员,他是上个世纪30年代毕业于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的老知识分子,解放后在杭州师范学校任体育教研组负责人,1952年加入民进,是杭师民进第一任支部主任,“反右”时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彻底平反。

在筹建中华学校时,他当时已经66岁,我们都尊称他“伏老”,但他和其他会员一样,顶着冬天的寒风四处联系奔走,说是学校总务主任,实际上总务员也是他,在办学的日日夜夜,他费尽了心血,搬课桌、修电灯、印讲义。说到印讲义,我一直很内疚,当时我是一名30岁的新会员,由于我在钢板上刻字的水平还可以,伏老就让我业余时间为学校刻一些讲义,我的下一道工序实际上就都是伏老的了。现在的记忆中,偶尔我也帮助印过讲义,但绝大部分是伏老自己操劳印刷(老式油印机)。他说过非常朴实而发自内心的话:“自然界中的许多东西能够再生,我现在虽然老了,但我也还要再生,还要为‘四化’建设出力。”他的这句话,是中国当时的民主党派成员、知识分子的心声。

1982年1月,中华学校准备举行首届学员结业典礼,实在找不到可以容纳数百个座位的免费场地,学校求助于民进杭州市委会,时任秘书长的陈益群马上和中共市委统战部协商,借到了杭州基督教会思澄堂的礼拜堂一用。1月17日(星期日)下午,我和中华学校全体办学人员去位于解放路的思澄堂布置会场,秘书长陈益群也赶来指导,首届结业典礼在晚上顺利进行。

1984年1月19日,为了加强对中华学校的管理,也为了方便民进工作的开展,学校还成立了民进支部。支部主任何绮云(短训班班主任),成员有:徐欣(专职副校长)、吴德钊(教导主任)、伏少岑(总务主任)、陈建功(教务)、潘凤韶(教师)、应梅棣(会计)、裘金娥(出纳)。

当时中华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不以营利为目的”,那是真正的不营利,所以办学人员所拿的报酬非常低,民进支部在此后的若干年团结带领会员坚定信念、树立信心,为中华学校的发展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老前辈金亮曾经写了一首诗和大家共勉:“同心同德新长征,再接再厉为忠诚;喜看学苑添春色,十八盘中显手身。”

幼师教育

中华学校始终坚持的办学特色

中华学校开办伊始就根据社会所需开设了幼师短期培训班。原因之一,杭州市(老城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有幼儿园教师1200人左右,其中幼师(中专)毕业的主要集中在城区的公办幼儿园,只有150多人,占比13.1%,大专以上文化的更是凤毛麟角。

原因之二,当时担任民进省委会、市委会两级常委的陆月美,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杭州市幼教界的名教师、且担任过多年园长,她周围团结了一批资深幼教专家,如钱倩、孙浣敬等老师都能为民进的工作发挥作用。原因之三,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四化”建设尤其是“专业化”更加深入人心,人们从高考、中小学一直考虑和重视到了幼儿园这基础之基础建设。

一些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幼儿园要求更加迫切,当时的缝纫机厂、汽车制造厂等幼儿园没有一位老师是幼师专业出身的,中华的短训班大大满足了企业领导和青年教师的愿望,她们可以通过一年半载的学习,在音乐、舞蹈、绘画、体育、游戏,心理学等方面,各得其所立竿见影,个人素质提高很快,对工作帮助极大。当时浙江省、杭州市多个部门和大单位或与中华学校合办或全权委托中华培训幼教师资,如浙江衢州化工厂、市一轻局、市二轻局、市园林文物局,市妇联(托幼办)、市总工会、上城区劳动服务公司等。

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华学校的幼师教育名声鹊起,幼师专业的中专班、全科班、单科班形式多样,绘画班、水粉画班、钢琴班、风琴班、音乐班、体育舞蹈班、保教人员班内容丰富。1983年6月,衢州化工厂党委专程向民进省、市委员会写来了感谢信:“贵委员会领导下的杭州中华业余职业学校,今年来已接受我厂二期30余人的幼儿教师培养。该校教师敦厚朴实,不辞辛劳,热情传授知识,在较短的时间里,使我厂前来学习的幼儿教师丰富了知识,提高了教学水平。职业学校的老师不愧是好“园丁”。这同贵委员会的得力领导分不开。你们为振兴中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革命后代做出了努力,为此,我们对贵委员会表示衷心感谢!”中华学校在1984年6月举行第十届学员结业典礼时,已为全省26个县(市、区)500多所幼儿园培训了1500名教师。

中华学校的特色办学,还间接促进了浙江温州、台州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当时温、台两地民间小作坊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农村妇女在就业和带孩子之间选择了前者,于是幼儿园的需求激增。而彼时农村哪有什么幼儿园?于是“造就”了许多初中毕业的农村女“老师”在家庭幼儿园管孩子,她们急需到“幼师速成班”学习。那时浙江全省只有一所浙江幼儿师范学校,但是“幼师速成班”绝对在中华学校才有。温州、台州人对于商机的捕捉能力也促使了对“幼师速成”学习的把握。

由此,中华学校有了住校的温州、台州女生,她们“速成”了,一宣传——她们的同学、姐妹来了;她们在几年以后结婚了,或跳槽了,一推介——又一批新同学来“速成”了。所以中华学校在上个世纪90年代常年保持有三四百名温州、台州的幼师在读学生。

中华学校的特色办学,还间接支持了民进中央和省委会的社会服务工作。1983年8月,民进中央悉知中华学校的“幼师速成”特色,委托浙江省委会组织幼教专家赴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支教,于是省、市委会常委、中华学校幼教科主任陆月美,省委会专职干部、中华任课老师徐云锦等6位专家为红河州13个县市70所幼儿园的各族老师进行了培训和指导。1984年7月,受省委会指派,以陆月美、徐云锦和钱倩等7位老师组成专家组深入丽水地区,利用省少数民族师范学校场地,为127名均未受过幼师专业培训的畲、汉族女孩进行了一个月的“幼师速成”,开设学前教育学、幼儿心理学、各科教学法等理论培训,音、体、美、玩具制作等实务培训,使她们秋季开学即走上了幼教岗位。

在1991年4月举行的中华业余职业学校创建10周年庆祝会上,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青等领导做了这样的肯定:“作为以培训幼儿园教师为重点的业余中等专业学校,(中华)一直坚持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急需的幼师专业,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也真正做到了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时光荏苒,三十几年一晃过去了。在大学和高职院校林立、学生大量扩招的今天,每年的高校毕业生已达六七百万之多,年轻人已经无法体会当时50后、60后们求学求知的迫切心情了。

当年民主党派所经历的办学工作,实实在在地缓解了那一时期人才匮乏和技术匮乏的窘况,在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年的办学者大多已经作古,但是,办学者之精神永存!